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等高校3000多名学生在天安门举行“要求中国北洋政府拒签巴黎和约”的集会后上街示威游行。中国现代史称这一天为五四运动，影响深远。（维基百科）

今年是五四运动一百周年。百年前的北京大学生，因不满北洋政府在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而发起号召爱国的示威游行，后来演变成呼吁以文化改革来实现富国强民的救亡运动，改变了近代中国的命运。五四运动提出了对“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呼唤，认为民主制度和科学精神才能救中国。这一认知，是中国士人自鸦片战争后一系列丧权辱国经历所总结出来的惨痛教训，至今仍不失其意义。

鸦片战争打破了中国闭关自守的天朝心态，汇流于西方所主导的现代世界史。对于非西方文明，如何自强以免亡国灭种是当时普遍的挑战。闭关自守显然不可行，体用之说也被甲午战争所否定，最后逼出了“德先生”和“赛先生”的结论，展现了集体的智慧。尽管一度走向了“全盘西化”的歪路，经过了百年的试错实践，中国人终于意识到“现代化”不等同于“西化”，民主与科学有其普遍性。

欧洲现代文明源自对未知现象的好奇，进而产生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最终结晶为客观精神。这种客观精神是西方尊重个人、强调法治、推崇理性和批判性思维的基础，也是其政教分离、民主竞争、言论自由等现代价值之所系。从工业革命至今的世界历史表明，现代价值具有普遍性和先进性，凡是拥抱现代性的社会，大多取得长足的发展。这在东亚的复兴经历得到了最佳印证，日本、四小龙等的进步，均须从这一角度去理解。

“现代化”不等同于“西化”，现代与传统也不必然势不两立，同样能够从上述东亚特别是日本的经验得到证实。此外，五四的“德先生”“赛先生”之说，则显示当年中国集体智慧的划时代意义，因为他们已经总结出现代价值的最核心内涵。朝鲜半岛南北分裂的历史，就具体地展示了现代价值的普遍性和先进性——尽管同文同种，拥抱两位先生的南方所取得的惊人成就，同抱残守缺的北方有天壤之别，从卫星夜空照片三八线南北的灯光璀璨与一片昏暗可见一斑。

在华人社会中，台湾在解除党禁后拥抱了“德先生”，香港则因为英国人殖民而直接传承了“赛先生”。台湾的民主政治虽然乱象频繁，却仍然为不少海内外华人所称羡，甚至最近还吸引一些香港人移居。香港的法治精神也造就了亚洲最自由和繁荣的社会。

台湾和香港的经验，说明华人社会能很好地接纳两位先生，但两地近年在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上出现的问题，则凸显将民主与法治引入不同的社会，也需要因地制宜，适应当地的土壤，并且不断更新完善，才能产生出既能体现出民主与科学的精神，又适应当地社会条件的运行制度。

作为东南亚以华人为主的社会，新加坡无法自外于亚洲的历史发展大势。这场发轫于百年前波澜壮阔的新文化运动，不可能没有唤醒新加坡新老华人移民，让他们也开始上下求索，思考这个古老民族该如何告别封建和愚昧，走向真正意义的现代化。有好几代的华族青年，对于这场运动所承载的爱国精神，以及追求科学、民主的情怀，必然产生过巨大共鸣，以致身体力行。此外也必须指出，新加坡的英国殖民背景，让本地华人更容易亲近“德先生”“赛先生”，我们的民主与法治尽管有别于从前的殖民宗主国，在精神面貌上却不难发现当中藕断丝连的关系。新加坡华社在气质上跟其他华人社会的差异，答案或许就隐含其中。虽然在文化意识上，华社对中国有特殊的感情，但相信绝大多数国人应当会肯定祖辈当年离乡背井的勇气。

《汉书·艺文志》记载孔子“礼失而求诸野”之说，表现的是一种对人类文明普世价值的高度信心——中原的礼乐文化或许一时流失了，但还是能够从四夷寻获。百年回望五四，对这种信心应当有另一番体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