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执政最大的文化挑战

今天的中国学界，抵制西方已经成为各方“有意识”的努力，并且因为很多西方思想在中国缺失社会根基，浮于表面。在很大程度上，诸多被视为是来自“西方化”的压力，实际上来自中国自身的现代化。或者说，凡是现代化的国家都会经历类似的社会变迁。

无论是面对西方还是面对现代化所带来的压力，“复古”是解决方案吗？“复古”被普遍接受，造成了一种“凡是传统的就是正确的”概念。如果这种趋势不能加以纠正，这样下去会导致怎样的结局呢？一句话：和世界脱轨。

简单地说，这是因为中国具有深厚的社会文化土壤。第一、中国中产阶层仍然偏低，穷人仍然居多，受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人仍然是少数，尤其是农村地区。第二、中国缺少很多国家所具有的“国家宗教”，各种民间宗教一直泛滥成灾，并且层出不穷，源源不绝。第三、中国传统上占主导地位的是道德哲学，缺失理性分析文化。强调道德过度，经常走向反面，变得极度虚伪，知识人的堕落经常变得毫无底线。第四、中国没有经历过类似欧洲那样的文艺复兴运动，而政治启蒙过度。如上所说，“新文化运动”类似于文艺复兴，但时间过短，很快演变成为单纯的政治启蒙运动。第五、当代社交媒体泛滥，各种庸俗的东西总是能够得到最有效的传播。

一方面是抵制西方，另一方面是“复古”，两者的结合使得和世界的“脱轨”变得容易。“脱轨”现象是显见的，表现在方方面面。这些年来，迅速上升的“义和团精神”就是一例。很多人，总觉得国家现在实在太了不起了，变得“天不怕、地不怕”和“刀枪不入”了。但问题在于，世界在变化，并且是在加速度地变化。如果这种“义和团精神”横行起来，国家的衰落是必然的。“落后会被挨打”，这是近代以来给中国的最深刻的教训。正是这一教训促成了1980年代开始的开放政策，正是开放政策促成了当代中国的强大。现在，国家好不容易强大起来了，但可惜的是又开始“复古”了。不过，很显然，“复古”绝非是人们所追求的“文明复兴”。

怎么办？东亚“儒家文化圈”的经验可以参考，因为中国同属儒家文化圈，并且历史上曾经一直是这个文化圈的主体。日本近代的“脱亚入欧”运动类似于中国的“五四运动”，并不比中国少激进，日本获得了成功。之后，亚洲“四小龙”也获得了成功。成功不仅仅是经济社会层面的，更是文化层面的。所有这些社会都承继了传统文化价值，但没有出现这里所说的“复古”现象。更有意思的是，这些社会被视为是比较“西化”的，但传统文化价值也同样并没有因为“西化”而消失。这些社会如何实现现代化和传统价值的有机结合？这仍然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不难理解，如何实现文明复兴而非“复古”，已经成为中共作为执政党的最大文化挑战。对执政党来说，在这个领域，需要回答一系列的重要问题：从革命政党向执政党转型之后，难道不需要革命时期所具有的“革命性”了吗？如何根据新的形势和环境来重新界定执政党的“革命性”？如何维持这种“革命性”？对所有这些，执政党没有明显的答案。

尽管执政党对这些问题没有明确的答案，但经验地看，失去“革命性”的结果是显然的。“复古”现象也在深刻地影响着执政党，其中不乏高级干部。“迷信”“求神拜佛”、信仰和参与各种邪教等等绝非只是普通民众，而是流行于执政党，其中更不乏高级干部。看来，一场新的文化运动势在必行，这场运动既非“复古”，也非“西化”，更非拒绝现代化。它是文明的、进步的、先进的、甚至具有革命性的。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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