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点

港澳突搜

五年前香港发生的“占领中环”运动，到上周三终于有了阶段性的了结，两名主要发起人戴耀廷和陈健民皆被判入狱16个月。这个判决在香港社会引起了不少争议和反省，但对北京当局来说，“占中”所带来的反思不应该只限于此。

回顾香港的民主发展历程，普选议题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一直争论不休。虽然立法局曾经在1991年引入直选议席，但由于中英政府对1997年主权交接出现分歧，香港民主步伐并没有因此而加快。97年回归初期，香港政治和经济混乱，社会批评小圈子选举过度保护了商界利益团体，要求普选的呼声也日渐升温。

眼见香港社会在普选议题上纠缠不清，中国政府在2007年12月首次明确提出了香港普选的时间表：2017年第五任行政长官的选举可以由普选产生，之后立法会全部议员也可以经普选产生。这次决定被视为北京当局首次承诺为香港普选特首设下实行时间，意味着香港普选步伐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理论上说，社会必须先就采取哪种普选模式达成共识，订出清晰的普选路线图，然后才能订下普选时间表。但由于香港社会多年来对普选模式的意见不一，要达至共识并不容易，北京最后决定变通，先订出普选时间表，再寻求港人对路线图的共识。

当时北京的这个决定，可以说是务实、灵活的。若坚持“先图后表”，只会拖慢香港政制发展的步伐；反而“先表后图”是采取先易后难的思维，可以使得普选早日落实。可现在回头一看，北京此举无意中也为日后的“占中”播下了种子。

最近我刚好在重温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的著作《旧制度与大革命》。据他描述，法国大革命发生在旧君主制度最繁荣的时期，路易十六推行的财政、赋税政策与他的前任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甚至可以说是温和的。此时的路易十六对穷人的苦难体现出“真正关心”，这种现象也是以前找不到的。

托克维尔就此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当时法国的经济即使称不上繁荣，至少也处在了发展和转机的阶段。统治阶级与下层人民间的矛盾并没有激发到必须革命的程度，政治上相对开明，“何以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

托克维尔的答案是：此前法国人民对未来无所期望，现在人们对未来无所畏惧，一心朝着新事物奔去，“一个政府，它不断刺激这种新热情，又不断从中作梗，点燃了它又把它扑灭，就这样从两方面催促自己的毁灭。”大意是，路易十六的改革给予了民众不合理的期望，一旦改革未能带来预期的结果，社会动荡就会愈演愈烈，甚至爆发革命。

这个景象和最近20年的香港可以说是极为相似。港人追求普选并不是回归后才出现，但在过往，由于中央政府一直没有明确的答允普选的时间表，港人虽有不满，但也只能无可奈何。直到2007年北京当局为香港普选时间表“一锤定音”后，大家都认定了香港一定会有普选。

我清楚记得，在2007年之后的几年，香港全社会对普选的讨论到达了高峰，弥漫着一股乐观的情绪。社会上出现不同平台让市民讨论和辩论不同的普选方案。一些建制派人士甚至私下称应让不同背景的人士都可以参选。大家似乎都忽略了在现实中，北京才是在香港普选议题上扮演最关键角色。

后来戴耀廷提出“占中”，意图向中国政府展示政治肌肉，反而令北京有所忌惮，全国人大在2014年8­月31日对关于香港普选办法做出的决定，等于关上民主派人士参选特首的大门。泛民支持者由此愤怒地认为被北京欺骗了。之后学生发起罢课，引发79天的占领运动。

期间，我采访参与运动的港人，大部分人都提到同一个参与“占中”的理由：北京07年的决定让他们以为香港普选有望，后来的“八三一”决定是言而无信，将之前的承诺全部撕烂。“占中”发生的原因错综复杂，但北京在某个程度上让香港人对普选产生过高和不现实的预期，结果失望越大反弹越大，也是其中一个原因。

“占中”结束后，香港普选的大门再次关上。但无可否认，香港社会上要求重启政改的声音仍然存在，如这次“占中”案件判决之后，民间又涌现了一股要求特区政府重启普选的呼声。然而，北京有了前车之鉴，还敢再次给港人一个过高的期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