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悖论性倾向同时存在

正因为如此，特朗普政府在中东政策上似乎变得很调皮，先是宣布退出好不容易达成的伊朗核问题框架协定，然后将驻以色列美国使馆搬迁到耶路撒冷，3月又宣布承认被国际社会和美国历届政府承认的叙利亚领土的戈兰高地归为以色列主权，这些都是在从国际法和国际共识根基上撼动中东的和平进程。如果说过去美国在中东等地区的石油战略利益，可以让它更加认真思考和平问题的话，现在这种动机则在明显下降。

面对美国呈现出来的不确定性因素，国际社会的反应则是一方面一定程度上离开美国，但另一方面又希望拴住美国的具有悖论的两种倾向同时存在的状况。

从表面上来看，欧盟正在同美国的强硬对华政策接近，对于美国以中国企业投资可能带来国家安全隐患也表示担忧。这些都显示了欧洲要维护大西洋关系，拴住美国的需要。然而，另一方面欧洲在很多的地方需要中国，在那些被美国抛弃的多边主义协定，例如伊朗、贸易、气候变化等。

面对美国要求其排斥华为等中国企业参与5G项目，欧盟表示同意美国认为国家安全很重要。但另一方面各国又自己判断，显示出与美国有些分歧。美国则威胁如果采用中国技术，将来的情报合作要重新考虑等，但德国认为不能够对于特定企业排除，葡萄牙和意大利则态度积极。

中东国家，无论是美国盟友还是敌人，尽管仍然将对美外交放在首位，然而已经在积极拓展新的战略空间。沙特阿拉伯王储近期访问了中国，伊朗议长也在2月访华，这些都说明中东地区向美国传递信号，“不要想当然，我还有别的选项”。在亚洲同样，日本一方面积极改善对华关系，体现了一定程度的离美倾向，另一方面进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也是为了将来让美国重新回到多边主义做准备。

有人将目前的中美关系说成“新冷战”，笔者认为过于简单化。美国要求中国进行根本性的变革，而且很多要求是直接涉及中国国内治理结构，中国的确需要进一步改革开放，但很多事情必须慢慢来。与此同时，美国也需要进行结构性改革，不可能只有中国或者其他国家改革，美国原地不动，这样国际秩序的重组就不可能顺利进行。

事实上，中美在奥巴马执政时期进行的双边投资条约谈判，就是中美共同进化相互促进改革调整的重要一步，然而这个进程在特朗普执政后很遗憾被中断。对于中国来说，面对一个可能连任的特朗普，继续重视与美谈判同时，也需要调整“美国中心思维”适当“离美”，更多加强与美国之外世界的关系，这不是反美，而是“栓美”重建国际秩序。

作者是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

中国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

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美国吃亏论”在奥巴马执政期间已经扎根，特朗普只不过在行动上更加直接地表现出来而已。在同盟关系上，奥巴马政府时期担任国防部长盖茨每年参加北约峰会时，都会直言不讳地批评北约成员国，没有支付应该承担的防卫成本，同样对其亚洲盟友的日本也是颇有微词。特朗普继续了上述认知基础，这也是目前美欧关系不和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