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碰撞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最近一篇题为《中国的大西北问题》的文章，引起关注新疆问题学者的热议。其原因大概是郑先生一向热衷中国政治研究及政策建议，尤其是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其有关新疆的言论自然也带来了一些期盼。

但是，郑先生对新疆这一全新领域的高论，立马遭到了民间学者李云飞的驳斥，认为其有关“新疆问题不止局限于新疆，而是中国大西北问题的一个重要侧面”的论述，有种“中国西北将要沦陷的感觉”（李云飞：《大西北无事》）。

事实上，语言学、地理学、历史学、宗教学等多种学科研究中，新疆更多地同中亚、而不是西北相提并论。郑先生之所以把新疆和大西北生硬联系起来，无非是因为“大分散”在中国汪洋大海中的穆斯林（回教徒）人口“小聚居”在西北。

为了连接新疆和西北省份，郑先生居然发明了前所未闻的“泛穆斯林主义”和“泛穆斯林化”，这样既无法翻译成阿拉伯语也无法翻译成英文的词汇，并且声称“近20年来，穆斯林作为一种宗教意识形态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大发展”（穆斯林作为宗教群体其实自7世纪以来，一直在发展并成为了全球性宗教）。

郑先生文章中将新疆问题归结于80年代的“自由化”、90年代的“市场化”、人口变迁以及不平等政策的内因分析，已经在李云飞文中逐一驳斥。令笔者诧异的是，作为国际关系学者，郑先生以中国当代史的一般经验来解释新疆的特殊情况，丝毫不提“中亚大博弈”对中国新疆的影响，以及当代新疆问题的恶化同中亚地缘政治变迁之关联。

其中，当代中亚最重大的地缘政治变迁，是前苏联在80年代末的解体以及中亚“斯坦”国家的新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在作为中亚前沿地带的新疆（而不是整个大西北）开始了“反三股势力”的斗争。随着独立后中亚地区独裁政治的确立、民族矛盾的加深以及宗教的复兴，“反三股势力”在中亚的合作直接催生了上海合作组织。简言之，没有苏联在中亚的解体和中亚突厥国家的诞生，90年代中国怎么可能在新疆有“反三股势力”的斗争？

2001年美国在与新疆毗邻的阿富汗进行的“反恐”战争，深化了中国对新疆自苏联解体以来的担忧及其对策。首先，美国反恐战争中的“敌我”二分法，迫使包括中国、巴基斯坦在内的阿富汗邻国站队支持美国反恐。不同于巴基斯坦以接受美国军援和经援为合作条件，中国适时地抛出了在自己国家领土（新疆）上的反恐议题并得到美国认可。

正是九一一事件之后，有关新疆的各种恐怖主义、恐怖活动、恐怖名单才被一一公布。也就是从这时起，我们才知道，除了历史上的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新疆还有和基地组织（卡伊达）有关联的诸如“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东伊运）这样的恐怖主义组织。事实上，无论是和美国的反恐合作，还是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反恐合作，恐怖组织和恐怖分子（如“东伊运”和“乌兹别克伊斯兰运动”）的主要关联就是阿富汗的基地组织。所以，阿富汗战争期间，美国在关塔那摩关押的被捕“东突分子”，就是两国合作反恐成果的局部体现。

公正地说，因为需要中国的支持，西方、尤其是美国在阿富汗战争期间，在新疆问题上并没有挑衅中国。郑先生提到的新疆问题和西方的挑衅，严格地来讲应该是2009年之后。从国际形势看，美国进行了八年的阿富汗反恐战争已经变味甚至变质。奥巴马的上台标志着美国国家战略的重大转变，即由布什的“反恐战争”到奥巴马的“惩罚首犯”，以及由“反恐战争”到“亚太再平衡”的战略转移。

正是在这一战略指导下，基地组织领袖奥萨马·本·拉登在2011年被击毙，从而使得中美“反恐合作”出现缝隙乃至摩擦。从中国国内看，搭乘美国“反恐战争”顺风车八年之后，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乌鲁木齐“7/5”事件，不得不说是得不偿失的投机“反恐”合作使然。

“7/5”事件的发生并没有成为反思美国“反恐战争”，及其对中亚地缘政治的长远影响，以及对“反三股势力”的历史机遇，反而成为大规模地推进“反极端主义”（anti-extremism）的理由。其实反暴力极端主义 （counter violent extremism）在西方各国早已有之，尤其是随着阿富汗和叙利亚内战的爆发和持续。

但是西方、尤其是法国等国强力实施的反极端主义，针对的是亲赴叙利亚战场并返回母国的武装分子，但是新疆却不存在这种情况。即使叙利亚战场出现的少数维吾尔武装也没有返回中国。所以自2016年开始新疆通过“转化班”或“再教育中心”实施“去极端化”，对象基本都是遵纪守法的平常百姓。正是这一大规模的极端化的“去极端化”措施，才使中国陷入外交困境并有被“纳粹化”的可能。值得指出的是，郑先生担忧的沙特或土耳其影响在这一轮风波中并没有显现。北美、西欧、东南亚才是游行抗议的主场。

新疆的地缘、历史、宗教等决定了新疆问题是大中亚问题的一部分。无论是塔吉克斯坦内战、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吉尔吉斯族群冲突，还是中亚国家的单边“反恐”政策和措施，或者上海合作组织的“多边”反恐合作和交流，都直接和新疆联系起来。

同时，新疆的治理模式更像是中亚模式、而不像是东亚模式，这一点擅长国际关系研究的郑先生应该最有发言权。当然，如果郑先生认为新疆问题是中国大西北乃至中国问题的一部分，而倡导输出新疆治理模式，那则另当别论了。

作者是美国霜堡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专攻中国穆斯林研究以及中国－穆斯林国家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