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北约应该十分慎重地确定其优先任务。目前，北约既在加强集体防御，同时又在进行危机管理。这就会导致出现一种局面：为了把众多成员国维持在北约框架内，北约不得不把精力分散到多个方向上去。因此，北约应尽早做出艰难的战略选择。哪些任务是应该放弃的？北约应该对北极等日益升温的问题给予多大的关注？北约应该继续向新成员敞开大门吗？北约的扩张是否已经到达极限了呢？

第三点涉及北约应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如果北约希望未来能继续在世界上保持其影响力，这一点可能是最为重要的。如今美国的战略重心正日益向亚太地区转移，这对北约这个跨大西洋联盟组织意味着什么呢？随着中国在5G移动通信技术领域取得世界领先地位，随着中国不断推进其“一带一路”倡议，美国的欧洲盟友们已经开始意识到美中竞争将对自己产生怎样的影响了。当然，并非所有北约国家都会对此感到忧虑。不过毫无疑问，美中竞争未来一定会对它们产生重大影响。

北约可以在初期采取一些较小的行动。例如，北约可以与中国开启外交对话，北约还可以与澳大利亚、日本等亚太地区的友好国家加强接触。实际上，那些更具全球思维的北约盟友（尤其是英国和法国）正在积极地参与到亚太地区的航行自由和飞越领空行动中去。

然而，欧洲和美国在应对中国崛起这个问题上还是需要进行更加明确的任务分工。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表示，也许有一天，美国与其欧洲盟友之间应该达成“一份新的跨大西洋协议”：美国人答应继续驻留欧洲，不过规模会有所缩减；而欧洲人则答应在欧洲防务方面增加支出并在美中贸易摩擦和美中知识产权争端领域对美国表达支持（America agrees to stay on in Europe,but at a reduced level of engagement;the Europeans agree to up their game in their own region and take on board America’s concerns over China on trade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然而，目前达成该协议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因为达成这样一份宏大协议的前提是美欧双方有着共同的世界观，不过这一前提其实并不存在。事实上，美国和欧洲在许多方面都存在着分歧。特朗普曾在贸易问题上把欧盟描述为一个“仇敌”；而欧洲也在想方设法应对美国在制裁伊朗问题上所展现的治外法权。

在这样一种状况下，谁来负责美欧之间在应对中国崛起这个问题上的任务分工呢？北约的一些重量级成员都有自己的麻烦要处理：美国要应对特朗普，英国要解决脱欧问题，法国要平息黄背心抗议活动，意大利要应对国内的民粹主义，德国要为默克尔时代送行，土耳其正在受到疏远欧洲的诱惑。在这样一个时代大背景下，大家能作为北约盟友坐在一起也已经是十分难得了。

即便如此，低估北约恢复自我的能力将是愚蠢的，北约也的确曾成功恢复自我。可是如果北约希望在100岁时仍然能有强健的体魄，这位七旬老人就必须再一次经历蜕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