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整个西北地区的“泛穆斯林主义”。新疆、宁夏和甘肃等省是中国穆斯林主要居住地，尽管这些地方存在的问题不同、问题的根源不同，但都表现出“泛穆斯林化”。泛穆斯林化主要由三种力量推动。一是外部全球化，中国是全球范围内的泛穆斯林主义的一部分。近20年来，穆斯林作为一种宗教意识形态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大发展。在信息化时代，中国也被深度整合进全球穆斯林化进程之中。其二是内部政治驱动力。

在泛穆斯林主义时代，穆斯林人口的宗教认同得到了强化，甚至转变成为政治认同。无论是宗教认同本身还是基于宗教之上的政治认同，都会和世俗政治认同发生矛盾和冲突。其三是市场驱动力。这些年，中国的清真食品满天飞。尽管从商业利益的观点看，无可非议，但这种商业行为（加之社交媒体）也有效建构和传播着穆斯林认同。这不仅表现在一般社会商业层面，也表现在大学、教育和研究机构甚至政府单位。

第六，“一带”所带来的新风险。从秦始皇到明代，中国的长城文化源远流长。近代以来“长城文化”被视为是保守封闭，但现在看来需要对之重新思考。总体上说，“长城文化”是一种防御政策，意图把中国不能消化的“邪恶”力量挡在国门外。很简单，无论从宗教、民族、地缘等几乎所有因素来看，中国很难消化西边的问题。

过去几十年，在西边实行开放政策。现在的“一带”也在有效促成西边的大开放。尽管在国家议程意义上西边的开放非常重要，但也必然对大西北民族产生重大的影响。长期以来，西边几种力量此消彼长，但一旦这些力量融合起来，就会造成巨大的能量，使得中国难以抵御。

这些力量主要包括如下几个势力。一、内部的东突运动。这在过去的数十年里越来越甚。二、中东局势的影响。中东从来就是一个乱局，现在随着美国势力的消减，这个地区正在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失败国家越来越多。三、土耳其“帝国梦”的努力。

土耳其加入“北约”的失败或者“北约”整合土耳其的失败，正在促成土耳其本身的“帝国梦”。尽管现在的土耳其政府为了“方便”，和中国比较友好，但这种“友好”显然没有多大的社会基础。从社会基础面来说，中国和土耳其的冲突不可避免。四、美国西方的影响。

近代的西方和今天的美国一直把中亚视为其地缘政治的核心利益。一旦西方美国把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他们必然会把重点置于中国的大西北。五、俄罗斯的影响。中东和中亚一直是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利益。现在俄罗斯和中国双边关系良好，中国和俄罗斯在这个地区的地缘政治冲突被遏制下去，但并不能保证这种情况能够永恒。从历史经验看，俄罗斯随时都会把重点置于这个区域，从而和中国发生冲突。无论怎样，一旦这些外在因素发生变化，都会对内部的东突运动产生不可避免的影响。

中国应付复杂局面的方式

中国应当如何应付这种复杂的局面？如下几个方面是可以考虑的。

西方今天在新疆问题上的所作所为自然有其不同的议程在背后。不过，中国简单的反击其实也极其无效。例如，中国说西方在反恐问题上持双重标准，但这是老生常谈，没有任何说服力，因为“双重标准”是“人性”使然。相反，中国可以根据西方提出来的问题，反思如何把新疆和大西北治理得更好。在新疆和大西北，必须把发展和反恐区别开来。

恐怖主义自然要影响发展，但必须把发展和反恐两者分离开来处理。因为反恐的需要，中国需要对少数极端分子进行管治，西方也是这么做的。不过，对其他人员（尤其是那些问题不严重的成员）需要采用其他办法。工作技术培训极其正常，帮助人们学习语言或者技术是为了个人发展，尤其是就业。但对恐怖分子和需要工作培训的这两类人，绝对不可混合在一起。这里的问题不是做不做，而是如何做的。在新疆和大西北问题上，需要更为专业化的政策。

政府需要尽快在各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平等的政策。在民族地区，所有民族包括汉族在内都应当享有同等的权利。

在宗教事务上，应当尽快建立规制型政府，以便从现在的政治管治转型到法治。这方面，中国可以向其他国家学习。西方名义上有宗教自由，但在具体管理方面有非常严格的规制。新加坡处理得更好。甚至中东国家本身如何规范清真寺的建设也是可以学的。

在融合政策方面，政府需要减少凸显少数民族的“特殊政策”（即优惠政策），而大大强化具有普适性的社会政策，即有利于“人人平等”的政策。社会政策最主要包括社会保障、住房、教育和就业等。这些普适性政策的推行有利于民族的融合。

在对外方面，重新思考“长城文化”。“长城文化”体现的是大西北的防御性。尽管西北的开放势在必行，但需要完全摧毁“长城文化”吗？如果这样，替代的防御机制又是什么？如何防止中东激进力量的大规模进入？如何防止上述诸种地缘政治力量聚合起来对大西北构成威胁？从这个角度来说，推动“一带”宜以在商言商为原则，如同古代，“长城文化”并没有妨碍“丝绸之路”的进行。

不管怎么说，大西北是中国半壁江山。西北的问题是人们不得不思考的大问题。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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