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丘健和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下称《纲要》）终于出炉，提出以香港、澳门、广州及深圳四大中心城市，作为区域发展的核心引擎，增强对周边区域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纲要》中有关香港的篇幅，不仅排在四大中心城市的首位，而且在定位方面，除了要巩固及提升金融、航运等四大支柱产业外，更锐意拓展创新科技事业，建设国际诉讼及仲裁中心等。可见中央对香港发挥的独特作用，有着高度的重视和期许。

与此同时，香港社会整体对大湾区规划仍然将信将疑，与政商界的热烈回响形成强烈对比。即使坊间对于大湾区发展的讨论，皆侧重于区内的GDP（本地生产总值）总量、人口、交通基建等量化指标，指出大湾区经济总量直逼韩国，届时将会与世界三大湾区（东京、旧金山、纽约）平起平坐云云。

必须强调的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牵涉一个国家、两种制度、3个关税区、4个中心城市，不仅是一个前所未有、没有先例可循的发展构想，而且更是一套甚为复杂的国家发展方略，与其他国策环环相扣，需要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去剖析发展粤港澳大湾区的真正意义。

笔者尝试从不同视角审视大湾区概念。首先在经济方面，它是一个城市群规划、产业链定位分工问题。深化改革方面，打破制度壁垒，实现生产要素的互联互通，也牵涉到体制创新的问题。至于内地与港澳的关系方面，丰富一国两制的实践内涵，也牵涉到国家实现和平统一的问题。对外开放方面，为“一带一路”倡议构建平台，也牵涉到外交政策及国际关系的问题。凡此种种，粤港澳大湾区对香港而言，可见挑战与机遇并存，不能一言以蔽之。

港府未能摆脱“不干预”思维

诚然，《纲要》只是公布了不足两个月，在现阶段断言“官热民冷”未免言之过早。然而，香港社会对大湾区以至国策认知欠缺全局观，却是不争的事实。虽然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提到香港在大湾区建设中，将会是积极的“参与者”、“促成者”及“推广者”，然而面临的阻力重重。归根究柢，皆因政府仍未能摆脱上世纪70年代的“积极不干预”管治思维，对产业规划及人才培训缺乏长远规划，导致香港经济转型停滞不前。

内地与香港的经济融合，无疑为香港的总体经济带来不少实利，中央政府不断推出惠港政策，然而近年社会的反对声音不绝。原因在于利益格局被商界垄断，特区政府对此缺乏疏导措施，令有关政策难以惠及中小企和大众市民，更影响到他们的日常生活。正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从事金融创科行业的精英毕竟是少数，特区政府应当思考如何让更多港人分享大湾区发展机遇，而不是继续任由他们望梅止渴，否则只会演化成为民生问题，甚至是政治问题。

至于作为管治联盟一员的建制派，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只想着如何在大湾区发展、如何去打内地主意，忽略了其背后的战略意义。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有议员认为在港觅地困难，建议内地政府拨地兴建“香港村”，把香港的房屋、教育、安老等民生问题单向转嫁予内地，将他们平日在区议会阻挠兴建厌恶设施的NIMBY（not in my back yard，别在我家后院）心态“发扬光大”。先不论政策的可行性，这种变相在内地搞“特殊化”的办法，对内地城市民众而言，公平吗？届时只会加剧粤港矛盾，长远不利于两地民众的正常交流。

至于反对派，他们一方面拒绝“被规划”，在中央及三地政府制订《纲要》时，他们却提不出什么建议来；另一方面为了在社会散播恐慌情绪，大肆炒作两地矛盾，更甚者有人“自编自导自演”，讹称被内地执法人员掳走，被人用钉书机“钉大髀”等。反对派这些抹黑行径，不仅令香港的政治生态陷入恶质化，更透过议会及舆论，阻延有关政策的落实，当局实在不可不察。

改变“止于概念欠作为”作风

面对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浪潮，特区政府及社会各界应当解放思想，改变过去“止于概念，欠缺作为”的作风，重新检视一国两制下内地与香港的定位，结合“国家所需，香港所长”发挥自身优势，并设法向有志赴大湾区发展的港人提供适切支援，否则只会重蹈“官热民冷”的覆辙，香港与内地省市之间的协作成效只会事倍功半。

作者是香港青年时事评论员协会会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