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岛日报社论

在社会广泛而激烈的争议中，政府昨天将修订《逃犯条例》草案提交立法会首读，但反对与质疑的声音依然不绝，各界对草案表达的忧虑也此起彼落。除了多数民意对此有保留外，草案能否获足够票数通过，亦存疑问。在这情况下，政府宜先撤回草案，再全面咨询民意，作出周全修改，以释公众疑虑，这才是重视民情的管治者所应为。

政府这次贸然提出修订《逃犯条例》，让未与香港签定引渡协议的地区，可向港方要求移交涉嫌犯罪人士，商界立即有强烈反应，提出种种实在的疑虑，主要有二：一是不少商人与公司自内地开放投资后，积极北上营商，并靠一国两制提供的保障，大大扩展业务，对内地经济作出很大贡献，但因内地法制与规例的发展与港不同，难免会堕入灰色地带，若《逃犯条例》通过修订，他们将要面对被移交受惩处的风险，在惶恐不可终日下，又焉能安心在港做生意？这种恐惧感，将大大损害香港的营商环境，影响极为深远。

社会疑虑难释?勿一意孤行

虽然政府于咨询商界意见后，剔除了条例涵盖的四十六项罪行中的九项，但仍没法消除商界的顾虑，例如行政会议成员林健锋就指出，条例中有关义务信托的罪行，定义就很广泛和含糊，必须向商界充分解释清楚，讲明罪行细节，再听取意见加以修正，否则难令商界释疑。也有商界人士提出，罪行中涉及的秘密佣金，亦有同样疑问，不应草率通过。

香港是中国主权下的国际金融经贸中心，大量外资公司来港设基地，就是为了利用一国两制提供的条件，主要是香港实行普通法制度，开展两地业务，倘若两地的司法界线变得模糊，香港吸引外资的优势便会减弱。近期在港外资商会就《逃犯条例》提出尖锐质疑，等于发出了警号，政府不能不正视。

除了商界外，一些法律界人士和学者都就条例所定的司法程序及香港法庭角色，提出疑问，例如向港府要求引渡疑犯的一方，申请门槛是否过低，令香港法庭根据法例处理案件时，难以有力把关？由于这条例影响深远，政府必须虚心与有关界别从详计议，以保障港人权利为大前提，进一步研究修正有关条文，而不是自我中心地独断独行。

法例影响深远?须深思熟虑

商界提出的第二个疑虑，并非单从他们本身的利益出发，而关乎香港的未来，那就是回归后实行了二十多年的“一国两制”，会受到不利影响，因为过往两地不同法制之间的保护墙被侵蚀，本地商人、外资以至普通市民便如站于危墙下，失去安全感，这实非“一国两制”的原意。

目前反对引渡条例的声音中，部分有明显政治动机，为反而反，充满阴谋论，但政府不应因此把其他出于维护香港利益的质疑，也视为与政府作对，而断然我行我素，强推草案过关，这不但无助政府建立威望，反令公衆觉得政府一意孤行，漠视民意，此观感一旦强化，以后施政将更艰难。

草案虽已提交立法会首读，但面对社会激烈争议，以及法例给一国两制带来的风险，政府应从善如流，放下面子，考虑把草案撤回，再广泛咨询各界民意，对条例的利弊深思熟虑，作出重大修改，甚或搁置，以免香港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

政府收回议案，也不是没有先例，早前其提出三隧分流方案，便因民意普遍反对，立法会内各派议员多不支持，政府唯有知难而退，之后又不甘心欲再冲关，最终亦因不够票而第二度把议案撤回。精明的施政者，应懂得因势利导，知所进退，对这次修订引渡条例，亦应如此。为了香港最大利益，希望政府勿执意而行，在这关键时刻作出明智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