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此前几年的频密督查、“痕迹管理”遍行之后，中共宣示展开一轮新的整治运动，纠正“留痕过度”带来的问题、根治“痕迹主义”。

什么是“痕迹管理”？这个相当新颖的词组，其实源于行政管理学上的一个法则，指的是不留死角的缜密工作记录，如详细填写各种材料报表、交接班记录，作为查评和考核的依据。“痕迹管理”近年被广泛纳入干部工作、尤其是基层扶贫工作中，成为干部绩效考核手段和制度，具体内容包括要求干部留下许多会议记录，加入微信工作群，强制下载多个政务APP，要APP上传工作场景截图或录制视频，来证明“工作了”。

对此，中国媒体去年中即批评，过度“留痕”成了无用功，犹如“高射炮打蚊子”，像某乡镇举办“脱贫攻坚资料大比武”，某村进行一次卫生清扫要九份档案，既劳民伤财又对实际工作没有意义，舍本逐末、弄虚作假，基层干部不胜负荷，还助长了部分人的投机心理。

在高层文件中，“痕迹管理”见于去年11月26日，中共总书记...在主持政治局第十次集体学习时的发言。他当时批评，现在“痕迹管理”比较普遍，但重“痕”不重“绩”、留“迹”不留“心”；检查考核名目繁多、频率过高、多头重复，又助长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延续...那次讲话的要义，中国总理李克强本月发表《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要解决“过度留痕”。随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发文将2019年定位“基层减负年”，并发出铿锵有力的号角说：“现在到了必须打一场力戒形式主义攻坚战的时候了！”

一场轰轰烈烈的整治行动如期上演。本周上网，随手就能搜到浩浩荡荡的各式动员令，如某市宣布“发扬斗争精神整治形式主义”，还有收集“罪证”型的——“征集形式主义问题线索——扫描二维码即可参与”“晒晒你身边的形式主义”，有的更制作成视频，让基层干部历数亲身遭遇的形式主义，痛痛快快大吐槽。

基层干部一吐了心声，反映的问题也很切实，然而“过度留痕”的形式主义病灶，来源不正是基层干部之上的中层督查单位吗？基层干部能否被减负，最终仍取决于中层的担当，现在大张旗鼓反形式主义，是否也是另一种求留痕与形式呢？

再者，减少了督查检查，高层要评估广大干部工作绩效，确保中央政策落地，则需要新的良策。

早几年，在“唯GDP”的年代，中国的干部评估可以数字化地以GDP“定生死”，而今进入强调扶贫、民生、环保的时代，干部评估面临不易量化的难题。不过，这也并非是新问题，中国有句话说“一抓就死、一放就乱”，描述的正是这个困境。

对于中国的吏治难题，网媒“香港01”有篇评论一针见血地指出：当威权体制未能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权威，出现政治放权，官僚阶层自主性和积极性会相应变强，但容易滋生贪污腐败。而当威权体制权威集中，政治收权，则会导致庞大官僚集团的自主性降低，陷入“不作为”和“形式主义”乱作为两个极端。如果高层没有强力推动一项政策时，就可能出现官僚“不作为”；如果通过政治高压强推政策，官僚们为了避免问责，就走“形式主义”。

这个困境其实自古既有之，它反映的是中国地域辽阔，行政层级多，权力和信息都高度不对称的现实。在中国，权力是对上倾斜，信息又是对下倾斜，于是下级非常惧怕上级的权力，却能有各种方法利用信息优势，以推诿塞责、弄虚作假方式应对上级。

这一问题如今以新面貌出现，可见中国吏治和现代治理仍面对困境。不过，既然问题的根源清楚，解决之道也可以很简单，只要稍调整权力与信息的不对称，允许社会存在其他“话语权”，放开媒体与舆论监督，那无需那么多“痕迹管理”，中央政策落地实效就能看清楚。有效放权与允许监督，这其实是建立现代化治理体系中绕不开的一道坎儿，中国能否迈得过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