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裕林

人类进步的智慧，赋予我们作为政治人而存在；历史的进程，却让我们选择了议会民主制。建国中，实践为我们形塑了一条与众不同的发展道路——新加坡模式。作为国民，与生俱来的政治权利，体现的是谈政治易，懂政治难；同样的，权利的赋予，也让我们处于从政易，问政难的现实中。

理由很简单，言论自由给予我们可以在不同的媒体或坊间发表看法，显现的确是谈政容易。不过，真的要看懂国是天下事，问题也就没有那么简单。因为它涉及理念、政策，发展阶段、历史因缘，还有治国之道的战略与策略等。

在从政和问政方面，只要符合律法，不论个人政治认知如何，皆可加入政党展开政治活动，所以说从政容易。不过，作为从政者，一旦评及国是国策，讲求的是真知灼见，务实可行，当然变得没有那么容易。因为它不仅涉及上述所言，还必须对理念的可行性、政策取舍与时空局限、发展阶段的量变到质变的转换、历史变迁的经验借鉴等，作出有利于国家发展的研判与提供可行的解决方案。

50多年，新加坡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是因为打从建国一代起，就有一批又一批，怀抱历史使命感，信守政治诚信、务实与重视绩效的从政者，在营造与维护着这个体制的顺畅运转。尽管过程中，不缺基于相同或不同的政治信念，寻求通过不同的政治途径的人问政，从而构成新加坡体制发展的另一面。

显而易见，这样的历史进程，确实能很好地为国人提供明察过去，洞悉现状的发展依据，并为开拓后李光耀时代的治国方案，循迹前进。换言之，在后李时代的当下，从变与不变的基础朝变中求变迈进时，如何开拓适应后李时代的建设性政治体制繁衍的挑战，正摆在所有选民与从政者面前。

环顾当下朝野政党的政治动向，到底有了哪些新发展值得我们关注？

单就在野党阵营的最新动态显示，目前占据主导地位的在野党，的确涌现较多志在以务实和理性看待国家治理的从政者，预示着建设性政治的形塑在延续。但我们也看到因执迷于西方议会民主模式，数十年如一日的从政者在坚持，意图改变国家的政治模式。至于那些举着不同政治标签的旧党新党的存在与涌现，则从另一面展现了政治生态的“新常态”。

随着国人热议下届大选的升温，确实让人有了更多的联想。在我看来，当下政治生态可提供人们审察的情况就包括：一、谁是以否定政治和民粹政策为主导的从政者与政党；二，哪个政党又是以监督问责为目标，而自身政纲政策完整性不足；三是以构建替代政策和政党轮替为目标的从政者与政党，是否真的可信可行。

如此情状，或许显现了政治生态多元性中的新诉求，但不能不说，更多的是基于不同的政治动机而从政与组织政党。其中以夺权谋位为目标的政客与机会主义者不泛其人。

如此形态，不论是以什么政治名堂构建在野党联盟，平时不深耕细作，竞选时蜂拥而上所展现的，从政与问政态度更多折射出的是，离不开把选举当成政治权谋之计的质疑。若问其对开创后李时代所需的建设性政党政治有何裨益，更是让人难以找到共同之处。

近期不同在野党的频频曝光与宣示，无不指向下届大选为目标。这无疑将可提供国人回顾历史来鉴别：国家治理模式的优劣，民主选举的真谛与利弊；从政者的定位与动机是否可信可取。对选民来说，能否看清不同政党和从政者的本质与现象的差异，至关重要。而善于区别不同政党的政治宣示和竞选宣言，更讲求对国家治理兴衰成败的洞察力。

尽管区别从政者和政党的好坏、政治能量的强弱，与从政历史的长短并无必然因果关系，但历史与现状拧成的体制文化或思想本质，却可以提供人们观察政党的优劣，与从政者动机的可信度。

政党政治能否在后李光耀时代开创新加坡模式的新篇，对朝野政党来说都是新的挑战。因为变中求变必须与时并进地开创出既具时代精神，又务实可行的建设性政治体制繁衍。因此，关键环节还是以从政者的问政态度与认知维度中找答案。

作者是本地政治观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