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他们展示了不同国家的收入不平等模式与问题赌博、儿童行为问题、躁郁症、甚至“自我提升偏见”——即夸大自我重要性——的高度关联。同样，收入不平等与企业的广告费用也相关——威尔金森和皮克特将其归咎于美国等收入不平等国家中因地位焦虑产生的更强的消费主义。

威尔金森和皮克特认为收入不平等国家中精神健康的恶化不止影响了穷人，也影响了富人（尽管影响程度低得多）。“尽管坐拥前所未有的物质舒适，（生活在盎格鲁-撒克逊世界的）我们仍身负痛苦和精神疾病的重担。”他们如此说道，并呼吁在这些国家施行缩小不平等的新政策。

有的读者对此不予置信。相关性不代表因果关系，威尔金森和皮克特的理论也有缺点，其一是很难精确地衡量精神健康。举例来说，有些人认为更强的消费主义不是坏事，也不觉得地位焦虑应与抑郁症和躁郁症相提并论。

然而，尽管有这些疑虑，对威尔金森和皮克特的论点完全不予理会却是愚蠢的。这绝非最近唯一一本强调这些问题的书。实际上，近来一大批关于这场辩论的书籍涌现，立场有左有右，这显示出今日许多美国人承受的精神痛苦、家庭分裂、社群压力之重。

这些问题在贫穷社区中尤甚。我在阅读《简斯维尔》(Janesville)、《扫地出门》(Evicted)、《乡巴佬的挽歌》(Hillbilly Elegy)和《分崩离析》(Coming Apart)时，无法不为这些悲剧感到深深的悲伤和愤怒，而它们发生在美国这般富裕的国家。

不止是书。政治的时代思潮也出现了更广泛改变的征兆。最近几十年，美国政治话语偏向于默认只要收入不平等能够刺激竞争、创新和进步，它就是美国梦相对有益的一面。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吸引了无依无靠的劳动阶级，他的巨大财富不但没有拖他后腿，而且是其部分原因：他将财富作为成功的标志，用于激励他人。

但纽约左翼议员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她呼吁增税以减少不平等——等政治人士引发了正在形成的新讨论。2020年总统选举已经临近，对这问题的关注只会愈演愈烈。

至于该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如往常一样，人们各执一词。政治右派呼吁建立更强的社区关系与宗教信仰，左派则寻求经济再分配。至少，《内在层次》这本书有效地提醒了我们应将这个问题置于国际背景下，也提醒了我们关于不平等的辩论不只与金钱有关。

译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