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和权力的矛盾

社会主义政治的基本矛盾，表现在一方面它对政府和官员的能力和品质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另一方面由于权力的高度集中，既缺乏来自人民的监督，又没有内部有效的制衡，权力在这个体制下极具腐蚀性，很少有人能够做到拒腐蚀，永不沾。于是，一方面高调反腐倡廉，另一方面腐败发展到肆无忌惮的地步，尤其是用人上的腐败使贪官当道，好人受气，经济受损，社会风气败坏。

这是一个不断生产挫折感和失望情绪的体制：说好听的是执政党永远达不到它给自己定的高标准；说得不好听就是它总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这种矛盾性决定了它的民心牌会打得非常艰难，并几乎注定了最终要失败。民间和党内长期积累的不满情绪（一个可靠指标就是社会上流传的政治笑话有多少），为道义革命的爆发准备了充足的火药。这是“苏东波”发生的根本原因。

中国这40年来的改革，在多大程度上解决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呢？可以说经济方面的基本矛盾解决得相当成功：计划经济的废除去掉了一大块僵化的官僚体系；引入市场竞争和民营企业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生产和创新的积极性的问题，中国经济的起飞就是证明。在解决政治上的基本矛盾方面也取得了很大进展，尤其是过去的五六年里。但受制于认识上的模糊，一些方面进展缓慢，甚至出现了倒退的现象。

当前，中共试图解决社会主义政治的基本矛盾的方式是“全面从严治党”。其实质是提升党的状态，使之更符合高标准和高期待，而不是降低标准和期待值。例如在反腐上中共的力度在世界各国执政党中最大、最持久，因为它确实认识到了这确实关乎党的生死存亡。此次反腐还牵涉到大量的制度建设，包括党纪和法治建设，以图达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效果；与此同时全面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增强权力的人民性，实现“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

这些都是让执政党向人民的期待值靠拢的真诚努力。

过去40年里，中共的政策和路线基本符合民心和国情，因而它在民调中的支持率高于大多数民选政府，经济发展的速度也大大高于其他国家。执政党的各种能力，如协调力、执行力、调集资源和集中力量的能力、解决社会矛盾和维护政治稳定的能力等等，也是有目共睹。它说“不该改的坚决不改”，并不全是冥顽不悟，而是要想保持这些制度优势。

但这个改革方向只能减缓，而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基本矛盾，而且“坚决不改”也有盲目的一面。近年来个人崇拜不时出来兴风作浪，就是认识糊涂的突出表现。此外还有“增强人民性”的努力基本上没有人民什么事儿，而且往往停留在口头上，缺乏制度的保证；高度集权造成民主集中制只有集中而没有民主，以及官场广泛不作为；堵塞言路、压制不同意见造成形式主义、教条主义、阿谀奉承、不讲真话等旧弊端的回潮；

将党组织盲目地扩展到所有经济社会组织中去，实际上是在扩大社会主义政治基本矛盾的作用面，非但不能提高党的控制力和执政水平，反而使党背上了对坏事情的无限责任——任何一个党员干部干了坏事，都会被算在执政党的头上。

政治上迷失方向也可能导致经济上的基本矛盾再现：党组织在微观上加强控制有可能导致“命令经济”（command economy）的复活，导致党权压制市场和社会的活力、削弱市场经济的法治基础、引起同西方发达国家的冲突甚至爆发新冷战等等。这些都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基本矛盾认识模糊而产生的方向性错误。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高级研究员

在中国，毛泽东企图另辟蹊径，用“抓革命，促生产”来提高生产积极性，结果导致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民族灾难。但对于社会主义政治的基本矛盾，人们则知之不详、认识模糊。这种认识上的模糊，也使社会主义国家历来的政治改革不得要领，迷失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