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建光：中美关系作为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远远超过经贸关系的范畴；中国所面临的环境与80年代日本有天壤之别，第二个广场协议之说实属无稽。

上周末，中美经贸谈判在经历了90天，前后七轮的反复磋商后，终于取得突破性进展。特朗普在推特上宣布“这是一次富有成效的会谈”，并推迟了原计划在3月1日上调中国出口美国商品关税的计划。中美双方在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非关税壁垒、服务业、农业以及汇率等方面取得重大进展。

其中，关于技术转让、知识产权等结构性改革方案在此前谈判中屡有提及，而就汇率方面达成一致看法的表述较为新颖，让不少市场人士心生疑窦，甚至不乏有批评人士认为，在外部压力之下，承诺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其实是“新广场协议”，类似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日美贸易战背景下的促使日元升值。

然而，在笔者看来，中美贸易协定远非“广场协议”。中美贸易谈判能突破重重阻碍，避免贸易冲突加剧，以及防止中美两国进一步走向更大的冲突对立，滑入修昔底德陷阱，实属不易。就目前谈判成果来看，中美双方均有妥协，都在寻找一个可以“双赢”的中间地带。美国并未得到其谈判清单上的全部要求，中国承诺的加快改革客观上也符合十九届四中全会上提出的“加快推进各领域的市场化改革”的政策方向。另外，考虑到目前中国所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已与80年代的日本有天壤之别，第二个广场协议之说实属无稽之谈。

以贬值促出口并非中国的选项

在此次中美协定中，美国要求中国不可人为压低操纵汇率，促进出口。笔者认为，此条款颇有多此一举的味道。实际上，以贬值促出口未必可行，也并非中国的政策选项，维持汇率相对稳定是稳金融的要求，也是中国政府长期以来的政策目标之一。

从基本面来看，当前人民币并不存在贬值基础。尽管2018年人民币一度面临贬值压力，但年底以来，人民币已经呈现升值态势，政策支持下的经济筑底、外部风险的逐步缓释，支持今年人民币汇率保持基本稳定。

此外，贬值是否一定能够提振出口？根据历史数据来看，笔者发现，汇率贬值和出口增加并非一一对应的关系，主动贬值不一定会导致出口的增加，而与有效实际汇率更相关。

例如，2005年7月-2008年7月的三年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由8.28升值至6.8，升值幅度超过16%，但这期间中国对外出口强劲，中国出口一直保持非常高的增速，平均出口增速超过20%，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平均增速达到29.1%。相反，2008年8月至2010年6月汇改重启，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稳定在6.83水平，但大部分商品的出口增速却由于进口国的经济衰退而大幅下滑，这表明人民币汇率和出口不具有一一对应的相关性。

其实，出口量的增减与进口国的经济形势及实际有效汇率关联似乎更为密切。从2005年1月到2019年1月，人民币兑一篮子货币的实际有效汇率从83上升至123，实际升值接近50%。而在此同期中国出口的增速从月均超过30%降至10%左右，两者此消彼长的关系非常明显。

更进一步，我们也要看到，一国劳动生产率和技术进步、以及全球产业分工、基础设施的便利度等对出口影响更大。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从一个封闭的经济体一跃成为世界工厂，全球第一大出口国，是与种种经济改革、人口红利，技术进步分不开的，并非单独汇率因素可以解释的范畴。

中日情况不同，远非“新广场协议”

虽然不少分析愿意将中美贸易战与美日贸易战进行对比，但在笔者看来，当下中国同1985年的日本在所处的经济环境、发展阶段以及与美国市场对比等方面情况明显不同，中美谈判又有日美谈判的前车之鉴，中美谈判不会重蹈日美贸易战覆辙，中美贸易协议也远非“第二次广场协定”。

第一，中日市场规模对美影响不同。中国经济体量巨大，2018年GDP相当于美国的70%，购买力平价GDP已经超过美国。而日美贸易战时，日本的GDP仅相当于美国的40%。同时，中国增长动力已经由出口转向消费，十年前，中国零售仅为美国的四分之一，2018年中美零售市场规模相当，今年中国甚至有望超过美国市场；而日本1985年零售市场仅为美国的三分之一，零售业市场规模相对较小，对进口消化能力相对较弱，使得日本市场对美国的牵制较小。

第二，中日对待贸易战的政策选择不同。广场协定是日本通过日元升值，限制出口规模，而中国是主动开放市场，有计划地扩大自美进口。广场协定后十年，美元兑日元从1：240三年内跌至1：120。日元大幅升值促使日本政府采取了过度宽松货币政策，引爆了后来泡沫经济破灭。而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维持汇率稳定，尽力避免通过汇率波动来调整贸易。

第三，开放市场、深化改革、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是当下中国经济的客观需求。十九届四中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及近期支持民营企业、金融市场开放的政策密集落地，特别是12月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化四梁八柱性质的改革，以增强微观主体活力为重点，推动相关改革”，新一轮改革力度有望超出预期，重点体现在深化国资国企、财税金融、土地、市场准入、社会管理等领域，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创造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等诸多方面。同时，虽然当前经济增速放缓，但政策支持力度已经加大，第二个广场协定的说法太过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