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报社评

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出台，各界反应不一，有人看到机遇，有人不以为然，背后反映对香港定位和中国发展模式的迥异看法。思考香港前路，应抛开大香港主义又或只看深圳河以南的狭隘心态，与其将焦点放在谁是湾区龙头，又或担心本港人才外流，不如争取互利共赢。内地改革开放首20年，大批港人进军珠三角地区寻觅机遇，同时亦带动香港发展。若说当年内地是粗放式植入港人营商模式，今回《纲要》推动的珠三角“二次改革”，目标是细致植入香港在法制和国际化等方面的经验。历史证明内地改革是香港发展契机，倘若政策周全，香港与大湾区发展可以相得益彰。

把握湾区发展机遇  港应抛开狭隘心态

《纲要》洋洋洒洒近3万字，触及创科、金融、环保、教育、就业、医疗、社保等方面，各方看待《纲要》，侧重点亦各有不同，部分市民关心未来大湾区有哪些便民措施，学界、科技界和商界则关注有什么发展机遇。有金融界人士认为，《纲要》对本港银行业发展有鼓舞作用；有大学校长强调大湾区计划对香港“绝对有好处”，有学者更呼吁，港府应善用资讯科技拆墙松绑，减少繁文缛节，加强人流联系，推动香港以至整个大湾区走向知识型经济。

不过社会上亦有声音质疑《纲要》缺乏具体措施，流于“假大空”。有资讯科技界人士认为，中央支持香港成为知识产权贸易中心，未必直接帮到本地科研工作，港府增加科研资金投入更为实际。《纲要》提出容许本港私家医生到内地执业等，亦触动了部分人的神经，担心“抢人手争医护”。有人关注《纲要》只把香港列为湾区“四大核心城市”之一，并非龙头城市，亦有人担心大湾区计划将令本港人才外流，为内地作嫁衣裳，令香港成为“人才废墟”，云云。

香港以自由经济发展模式起家，与内地的国家主导模式差异极大，基于制度和文化上的鸿沟，很多港人看待内地规划文件，总觉得是假大空的官样文章。诚然，政府规划绝非万能，执行起来亦有可能荒腔走板，然而中国作为现代化道路上的后来者，能够走到现在这一步，政策规划确实起着重要作用，这亦是“中国模式”的特点之一。内地正寻求透过一系列政策规划，实现经济升级转型，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由高速度增长转变为高质量增长，大湾区规划正是其中一环；是否相信大湾区宏图能够化为现实，某程度就是信不信“中国模式”行得通、信不信中国可以跻身成为发达工业国家，答案10多年后自有分晓。

大湾区规划纲举目张，香港需要大步跨出去，参与这项复杂区域合作工程。过程中，港府需要依据社会现实情况，保障香港利益，举例说，大湾区并非人员通关愈便利愈好，必须考虑香港承受能力；当前本港医护人手严重不足，港府中短期也不应硬推一些可能影响本地医疗服务的措施。然而照顾港人需要，跟抱着零和心态看待大湾区合作是两码子事。大湾区规划旨在推动经济转型，衡量香港得益多寡，关键在于有否促进产业多元化、实现经济结构升级，而非是否当上龙头。

粗放式改革成过去   珠三角再引港经验

除了大香港主义，另一种狭隘心态，是只看深圳河以南，凡事只看中港矛盾。过去10多年，香港社会向上流动机会愈来愈少，不少年轻人空有高学历却无法一展抱负，大湾区可以为港人发展提供更宽广的发展平台，不应视之为“抢走”香港人才，况且香港专上教育实力雄厚，政府和校方可以因应情况，投入更多资源培育本地人才，所谓“大湾区发展加剧本港人才荒”的说法，是一种只看危不看机的偏狭观点，只懂内望而不是积极外望思考将饼做大。

1980年代，内地改革开放初期，本港制造业纷纷转移到内地，大量资金、技术和人才进军珠三角，既为内地植入了现代化的生产管理模式，亦为本港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数十年转眼过去，内地粗放式经济改革阶段告一段落，莫说珠三角的香港厂商愈来愈少，就连广东省也要为经济重新定位，寻求产业升级转型，大湾区发展以创新科技挂帅，某程度是对珠三角地区的第二次经济改革。

监于本港在多方面的容量已经饱和，大湾区发展注定是以内地对港“单向开放”为主，由湾区城市向本港开放劳动市场，以及在医疗、社保、教育政策等方面先向港澳开放。《纲要》内容也充分显示，中央希望借助本港在法制系统和金融系统等方面的国际化优势，展开第二次“深度植入”，效法香港所长，拉高内地水平，逐步与国际接轨，《纲要》在最后一章阐述“规划实施”理念，强调要以“法治化市场化方式”解决大湾区合作发展的问题，背后反映的亦是同样的一套思路。香港各界应该放下心防，积极参与珠三角地区这场经济“二次革命”，寻求互利共赢，推动香港更上一层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