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霸权本身所具有的危机感。冷战结束之后，美国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霸权。但独霸产生其自身的危机感，即总是会感到自己的霸权地位要被他国所取代。寻找这个要取代自己的“他国”，就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焦点。很自然，苏联集团解体之后，中国俨然成为了美国所界定的“他国”了。上述所说的“修昔底德陷阱”，近年来在美国盛行开来并非毫无道理。说穿了，这是美国人的危机意识的一种表现形式。

其四、保持经济力量最高端所带来的危机感。这点和上述美国霸权有关联，但又有区别。如果说霸权地位的担忧带有更多的主观成分，那么经济力量的变化是实在的。美国是世界上最全球化的经济，其经济影响力深入世界的各个角落。在这个过程中，美国也是最了解世界经济形势的。一旦发现哪个国家的哪个经济领域对美国构成竞争力或者有可能构成竞争力，美国就会产生危机感，就会去超越或者遏制。对德国、日本等国的贸易战就是如此。今天，美国的焦点是控制世界经济的“脑袋”，即知识和智慧经济，不难理解这次和中国贸易战的核心，就是知识产权、技术等方面。

其五、把外界的假威胁感有效转化成为危机感。一般来说，大国很难出现来自外部的危机感，但美国是例外。经验地看，美国非常善于利用外在的威胁感，把外部威胁感转化成为自身的危机感。二战以来，美苏全面竞争，但两国的表现不同，苏联方面拼命夸大自己的成就，而美国方面则拼命夸大自己所面临的威胁。不同的表现是两种政治制度的必然产物，因为苏联要通过夸大成就来获取政治合法性，而美国媒体不在政府手里，“不是负面的消息就不是新闻”的美国媒体，自然夸大美国所面临的威胁。

而无论是苏联的夸大式的宣传，还是美国媒体的过度负面报道，都是符合美国政府和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的。事实上，美国有效利用苏联的过度夸大成就，不仅在美国各社会阶层之间造成了“团结感”，而且巩固了美国和其盟友之间的“团结感”。在很大程度上，今天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非常类似美苏之间的关系。很显然，尽管如上所述，中国各方面并没有在实际上对美国构成威胁，但美国已经非常有效地利用了中国一些方面的过度宣传，把此转化成为美国本身的“危机感”。近年来美国国内各阶层对来自中国的威胁感和危机感前所未有。

中美之间的危机差异

如果说美国是一个危机感驱动的社会，那么中国则可以说是一个危机驱动的社会。两国之间的危机差异是巨大的。和其他国家相比较，中国可能是一个最没有危机感的国家。没有危机感，也是有诸多理由的。中国是世俗文化，无论在国家层面还是社会个体层面，大家都安于生活，安于现状，很多人得过且过。中国文化只有“变化”的观念，但从来不具有“进步”的观点。“变化”和“进步”不同，前者是适应外在环境，后者则是改变环境。例如，中国历史上也是有诸多技术发明的，但这种发明并不为各方所重视。进而，即是一项发明被重视，中国社会也是把此用来“生活化”，而不是用来做各方面的改进。

因此，火药被用来放烟花，指南针被用来看风水。在一定程度上说，到了今天，这种现象仍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例如美国人把互联网技术用来征服太空，中国很多人则把互联网用于生活（外卖、网购等等）。再者，对中国社会的大多数来说，即使在生活层面，只要过得去，就没有去“折腾”的动力。

中国国家大，消化危机的能力也强，一般小的危机影响不到整个国家。因为个别危机影响不到整个国家，因此也不会得到重视，任其存在和发展，直到演变成为大的危机。

此外，和美国比较，中国也往往没有有效表达“危机感”的机制。美国人是最没有承受感的，一旦感觉到了危机，就表达出来，通过媒体等方面的宣扬和夸大就成为了真的危机感。中国社会具有强大的承受能力，大家对一般的危机感不表达，而对真正的危机感也无以表达，而是被遏制下来，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和美国相反，对中国媒体来说，“不是正面的消息就不是新闻”。

但正因为没有危机感，就最容易发生大的危机。人们说，在中国，没有危机就没有变化，小危机小变化，大危机则大变化。这一方面表明了中国社会的韧性，但同时也表明了中国社会的致命弱点。直到大危机来了，人们才回应，但为时已晚，因为大危机对整体社会所造成的损害是巨大的。尽管如人们所言，危机也是机会，但这个机会所带来的成本实在太大了。

这里提出了一个问题，即中国可以把从“危机驱动型社会”转化成为“危机感驱动型社会”吗？如果要避免大危机及其大危机所带来的巨大成本，做这种转型是值得的，尽管转型的困难也是可以预期的。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