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报社评

每年春节，中国内地都有一个怪现象，大城市旅游景点以外的居民区，几乎“十室九空”，北京、上海、深圳都唱“空城计”，二三线城市以至农村则比平时热闹兴旺，酒楼电影院都要排队。超大城市是政府城镇化政策的产物，同时也制造出各种社会问题，随着经济结构转型和科技发达，大城市人口无休止膨胀的情况将会逆转，但政府资源配置显然未跟上趋势，配套的改革措施亟待出台。

2170万人口的北京、1200万人口的深圳，春节期间马路不再塞车，地铁不再挤迫，餐馆和电影院人迹杳然……原因十分简单，在春节到来以前，移民和流动人口早已买棹还乡，大年初一之后，市民也纷往周边城镇、各大景点，甚至出国旅游。朝相反方向走的是，来自农村和小城市的居民，将故宫、雍和宫和长城挤得水泄不通。这种现象每年都在加剧，从春运数字看，今年将达到近40亿人次，可想而知。

40年间，深圳人口从数万发展到千万计，北京人口从871万膨胀到2170万，超大城市的出现，伴随而生的不但是交通拥堵，还有因车辆增加制造出的废气而令雾霾严重、外来人口福利待遇未能与户籍人口看齐而产生的社会摩擦、北京“低端人口”第二代以至第三代，仍然无法入读公立学校、楼价急升导致在京打拼的大学毕业生难以负担昂贵租金，而要住在五环、六环的郊外，每日上下班交通时间动辄4、5个小时等等问题。

超级城巿人口千万计

污染住屋问题接踵来

城镇化是国家政策，目标是要令75%的人口在城市居住，目前尚未到六成，政策还在推进中。城镇化政策的目标原本是要将农村剩余的劳动力迁移到附近的小城镇，社会学家费孝通几十年前提出的建议是：在小城镇大办乡镇企业，让农民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这个建议可以让农民维持半农半工，在熟悉的社区逐步过渡成城巿居民，但事与愿违，乡镇企业缺乏资金、不掌握管理能力而未能壮大，而更大的因素，是政府的政策失当。

由于过去衡量官员政绩的标准是唯GDP论，各省市都在抢夺GDP而出现无序竞争，任何有利于扩张经济的产业都囊括其中，大城市要“大小通吃”，既有高科技产业，也有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业；既要金融业，也要服装批发市场；大城市人口暴增无可避免。

在各种城市病和社会问题陆续浮现后，年轻人无法应付沉重的负担和不想承受巨大的压力，有些选择逃离北(京)上(海)广(州)；中央政府也在改弦更张，从大城市疏散一些不必要的产业；企业也在迁离大城市。

不过，年轻人在严峻的就业环境中，逃离大城市毕竟不现实，有人“辞官归故里”，每年还有更多人“夤夜赶科场”，就业市场在哪里，就会形成巨大吸力。政府机关、国企、央企是最大的雇主，政府主导市场，目前北京市政府要迁到连接天津方向的通州，中央政府更将一些非首都功能的事业单位迁到河北雄安，这种做法，可以疏解北京市的压力，还可以将北京、天津和河北连成一片，联动发展，各有分工，形成真正的京津冀区域城市群。这种以行政命令推动的政策，执行力和效果，都在试验阶段。

医院学校服务新区

行政指令有效完成

商业的考虑也是重要的因素，大城市的土地成本、雇员生活成本，影响到企业所在地的选择，电讯商巨头华为从深圳迁到周边的东莞，是一个指标。然而，这种做法是否成为新的模式，还取决于其他因素，一是作为电讯商，只要通讯渠道畅顺，总部以及研发基地放在深圳和东莞差异不大，另一个因素是员工的构成，年轻人无论未婚或新婚，都没有孩子就学的问题，对医疗系统的依赖也相对低，只要公司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员工不会有抗拒心理，迁离大城市或可顺利推行，但未必能够成为其他行业可复制的模式。

目前的情况是，由于一些劳动密集型工业被淘汰，大量产业工人失业，低端的服务业因劳动保障缺失，餐厅服务员、快递送件员等仍处于艰难的生活状态，但由于小城镇未能大力发展，他们被迫屈居大城市，政府、企业和员工都受超级大城市其害而未能形成均衡发展，这种状态亟待改善。

由于资源配置极其依赖政府政策，学校、医院和一些文化设施，对员工来说是必要的考虑因素。中央政府在河北横空制造一个雄安，要求一些中央机关从北京迁到此“荒芜之地”，其中一个配套设施，就是挑选北京一些知名医院和学校，在雄安设置分支机构，为集体搬迁的工作人员提供必要的服务，而且他们的北京市户籍不变，即使这样，政策推行也遇到不少阻力。如何吸引大企业将总部迁到大城市周边城市，同样需要政府用行政指令和福利政策，为小城镇发展作为配套。这样，大城市的压力得以缓解，小城镇得以发展，如果试验成功，就有机会形成一个和谐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