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透视

中美两国副部长级经贸磋商已经结束，接下来舆论注意力集中在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30日至31日率领中国代表团赴华盛顿进行第二轮磋商。根据中美日前发布的有关“北京回合”磋商的结果看，基本上可以确定，双方代表根据中美两国元首去年12月在阿根廷达成的重要共识，进行了三天认真、全面和深入的“交换意见”，磋商的气氛是良好的，讨论的内容是广泛的，达成的共识也是积极的。

但是，由于“北京回合”毕竟是中美90天谈判的初次接触，双方参与磋商的级别相对较低，因此，这次磋商仍属接触性对话，未来双方“高级别”磋商才会真正触及更敏感、更复杂、更困难的难题。

从汇总各方的报道来看，“北京回合”的重点主要集中在三方面：一是再次确认并确保双方的磋商是按照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进行的，以避免出现偏离“重要共识”方向之外的状况。这是双方磋商、谈判的重要前提；二是双方各自提出需要磋商和谈判的议题，列出非常具体的“问题清单”逐一讨论，在此基础上，梳理出“缓急”和“难易”秩序后进行后续深入谈判；三是美方代表团将根据特朗普总统的指示，再决定下一步行动。

重点和难点都在第二方面。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的声明，美方明确提出了中国需要在“强制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非关税壁垒、网络攻击和出于商业目的的网络窃取机密、服务业、农业这些问题上必要的结构性改变”，及“重点讨论了中国对于从美国购买大量农产品、能源、制成品以及其他产品和服务的承诺。”

从中不难看出，美方正试图把属于美中两国经贸领域的分歧，转引向直接介入、干预属于中国内政事务上去，而且态度和立场非常强硬。美方把“经贸分歧”与“干涉内政”挂钩的做法，使得整个磋商变得日益复杂起来，也将陷中国于被动之地。

众所周知，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并且不断加大市场对外开放的力度、速度和广度，即便在自身各项开放与监管措施仍未完全健全时，考虑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需求和长远利益，以及外国投资者的合理要求，进而分阶段、不同程度地持续对外开放市场，这不仅包括农业与工业、能源、汽车、家电等商品市场，也包括了金融、保险、医疗服务、文化产业、财务、税项与法律中介等服务行业。

可以说，经过改革开放40年，中国正按照自己的改革设计方向、经济发展进程和结构调整时间表，稳步推进投资与市场的对外开放。但对此，美国仍对中国抱有不满，特朗普更把加征关税作为逼迫中国结构性变革的手段，试图以此完全颠覆中国的经济改革规划。实际上，美国加征中国进口商品关税，表面上看是要平衡两国贸易逆差，但实际上真正的意图是迫使中国按照美国的要求和时间表进行结构性变革，达到符合美国单方面利益的目的。

笔者认为，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近20年来，的确在解决市场准入、保护知识产权及贸易平衡方面，与主要国际伙伴的期待有较大差距，中国本应更早地解决贸易失衡问题。但由此而指责、甚至企图惩罚中国，并不客观合理。在贸易结构性失衡方面，全球制造业分工、产业链布局、劳动成本差异与贸易互补模式等，都是造成中国对外贸易形成较大竞争力并从而长期保持贸易顺差的原因。

然而，中国的贸易顺差正在随各种形成因素的改变而发生变化，特别是中国政府并不刻意追求顺差，并努力减少与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失衡，这也是事实。例如，以美元计算，2018年中国的进口同比增长15.8%，出口只增长9.9%，贸易顺差收窄了16.2%，为2013年以来最低，可见中国正在加大外国商品进口。如果美方试图以加征进口关税强逼中国，中国实难以牺牲本国产业利益及国家利益相许。

最重要的是，特朗普的对华强硬立场已超越中美双方经贸领域，正走向直接干预、威胁中国主权与安全的政治范畴，这是中国完全不可接受的。例如，中国在建立健全有关保护外商投资利益、保护知识产权以及防止强迫性技术转让方面的立法工作，属于中国司法建设的主权范围，需要根据自己的国情和时间表制定，不会也不应受外国压力影响。

再例如，打击网络侵权与网络犯罪活动、有序开放互联网的准入，同样涉及国家主权与信息安全问题，需要国际间的广泛合作共同应对。任何单方面要求开放信息市场或无端指责他人网络盗窃行为，不仅会增加双方的不信任感，而且也难以通过有效合作解决实际问题。

在维护主权底线的原则下，中美经贸谈判的确将会遇到难以想象的困难和挑战。对此，笔者认为，美方正确的做法，应是把属于中美双边经贸范畴的问题同属于中国的内政问题做切割，不能将两者混为一谈，不能指望通过加征进口关税而试图逼使中国做出损害、甚至放弃主权管辖的决定。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艾利森（Graham Allison）日前发文表示，即便中国同意美国提出的所有要求，中国经济仍会以两倍于美国的速度增长。问题是，中国只在乎经济增长速度吗？对中国来说，在涉及国家主权、发展权问题上，究竟是“速度”重要，还是“权力”重要呢？

笔者认为，比较“北京回合”而言，“华盛顿回合”才是中美经贸谈判的真正“闯关”性谈判，双方在比较容易的方面（购买及购买多少）可以获得更多具体进展；而在比较困难的方面（让权及可容忍多少）仍旧面临激烈争论。因此，在未来中美谈判中认识到问题的复杂性，并保持审慎乐观的态度，仍是最理性、最实际的做法。

作者是凤凰卫视资深时事评论员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