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何仲平

香港明报发表评论文章称，上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2019年年会如期在瑞士小镇达沃斯举行。110多个国家、3000多名代表与会，包括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在内的65个国家的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应邀出席。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也率代表团与会。各方聚焦“全球化4.0：打造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的全球结构”的主题，藉达沃斯论坛这个全球治理平台，商讨在人类历史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发生之际，全球化将何去何从，全球治理又该如何应对。值得注意的是，美、英、法等西方大国领导人因为各自国内的烦心事而集体爽约。有媒体调侃称，今年达沃斯的冬天有点“冷”。

全球治理思想可追溯到英文“国际”（international）一词的创造者英国哲学家、法学家、政治家边沁（Jeremy Bentham）。他在1789年出版的《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中首次提出“国际”一词，倡导通过国际法来约束国家间行为交往。上世纪90年代，全球治理委员会发表《天涯若比邻》（Our Global Neighborhood）报告，提出全球治理的完整理念，以西方视角系统阐述全球治理与全球安全、经济全球化、联合国改革等之间的关系。

金融海啸后 西方主导转向东西共治

现代全球治理机制和体系是二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一手主导建立起来的，包括以联合国及其安理会为核心的国际政治治理、集体安全框架；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税和贸易总协定为支柱的全球金融、发展和贸易体系；以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专门机构和国际红十字会等为基础的全球社会、民生治理架构。总体看，这套机制和体系对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各国经济社会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2008年，一场源自资本主义心脏地带、随后蔓延至全球的金融危机成为全球治理的分水岭。各方认真思考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弊端。金融危机进一步削弱了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霸主地位，美欧等西方国家独力难支，紧急寻求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施以援手。中国、巴西、印度、俄罗斯、墨西哥等新兴经济体雪中送炭，同舟共济，在帮助美欧和世界经济渡过难关的进程中，也加速实现自身崛起。由新兴国家和主要发达国家组成的二十国集团（G20）应时而生，一跃成为全球治理的主导机构。正是在G20峰会上，各国决定增加新兴国家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中的投票权和份额权。新兴国家日渐坐上主桌，推动全球治理从西方主导向“东西方共治”过渡。

西方“家务缠身” 新兴大国上主桌

近年来，逆全球化风潮愈演愈烈，民粹主义不断抬头，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大行其道，使全球治理面临新问题、新挑战。在今年的达沃斯论坛上，不少代表指出，全球经济领导格局由奉行“多边主义”发展为“诸边主义”，全球势力划分由单极主导向多极平衡发展，气候变化等生态问题对社会经济发展造成威胁，新技术以前所未有速度和规模兴起，这四大变革正赋予全球化新定义。“全球化4.0”能否为世界带来普惠发展，取决于企业、政府，特别是全球治理机制和体系能否充分适应这一新的经济、政治、自然和社会环境。值得一提的是，当西方大国“家务缠身”，集体缺席达沃斯，中国和印度却领衔新兴大国，各自派出上百人的大型代表团参会，被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施瓦布称之为“史无前例的参与度”。

当然，全球治理涉及各国利益再分配，改革不可能一帆风顺，但这场大戏已经拉开帷幕。可以预见，世界舞台的中央会有更多的演员和导演粉墨登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