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经济观察报》

从国家统计局1月21日公布2018年中国人口数据来看，2018年中国出生人口1523万人，与2017年整整减少了200万人。这已是出生人口连续两年下跌。与此同时，中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创新高，劳动人口数量也首次出现下降。

尽管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公开认为1523万人的数据“还是很可观的”，但是学界并没有那么乐观。“人口崩塌”、“人口危机渐近”、“人口负增长”等声音不时出现，人口问题再次受到普遍关注。

经济观察报就此专访了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人口经济学家梁建章。梁建章认为，中国人口的问题已经是危机，而中国的老龄化程度可能会超过30年前的日本，甚至中国人口的严峻程度是最高的，不解决人口问题，2060年中国GDP将比2040年倒退30%。

经济观察报：当我们谈论“人口危机”时，通常是指人口发生了哪些变化？是否有量化的标准？

梁建章：在不同的时代，“人口危机”有不同的含义。在上个世纪70年代以前，当人们谈论“人口危机”时，通常是指生育率过高、人口增长过快的危机。比如，1968年，美国生物学家保罗·埃里希在他的畅销书《人口炸弹》中宣称，鉴于世界人口可以预见的爆炸性增长，地球终将不能养活人类。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许多国家（包括中国）的生育率急剧下降。如今，当人们谈论“人口危机”时，通常是指生育率过低、老龄化进程加快的危机。

决定未来人口趋势的关键因素是生育水平以及总和生育率，即各年龄别妇女生育率的总和，可通俗理解为女性平均生育孩子数。生育率处于更替水平意味着，孩子的数量与父母辈大致持平，如果生育率长期低于更替水平，意味着人口总量将不断衰减。发达国家更替水平的生育率约2.05。但中国由于出生性别比例偏高等原因，更替水平的生育率要达到2.2左右。

经济观察报：中国人口形势如何？

梁建章：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抽样调查数据，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2010年-2016年分别为1.18，1.04，1.26，1.24，1.28，1.05，1.25，平均为1.2左右。即便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对这几年的生育率低估了15%，实际生育率也不到1.4。

在中国出生性别比及女性死亡率所对应的2.2的更替水平下，这意味着每间隔一代人，年出生人口将减少36.4%，两代人将减少超过60%。生育率是基础，决定着人口结构和人口数量等宏观数据。

纵览中国目前的人口结构，我们需面临社会的“少子化”和“老龄化”严峻形势，总人口中少儿比例在大幅下降，老人比例不断大幅上升。从人口统计来看：少子化，把0-14岁人口占比称为少子化程度，比例越低少子化越严重；老龄化，把60岁及以上人口占人口的比例称为老龄化程度，比例越高老龄化越严重。从1982~2000年，再到2015年，中国0-14岁人口占人口比例从33.6%下降到22.9%，再降到16.5%；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人口的比例则从7.63%升到10.5%，再升到16.1%。

中国已经处于严重少子化，大大低于世界27%的平均水平。并且老龄化在加速，预计到2050年，我国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数量占总人口比重将超过30%。

经济观察报：中国人口开始负增长了吗？

梁建章：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的报告预测，如果总和生育率一直保持在1.6的水平，人口负增长将在2027年左右出现。但我认为，人口的负增长可能提前在2023至2024年到来。社科院的假设是基于总和生育率一直保持在1.6，2017年的出生人口是1723万，生育率在1.6左右，但要注意的是，其中几百万是全面二孩政策带来的生育堆积反弹的效果，一旦堆积反弹结束，自然生育率也就会降至1.2左右，所以1.6是无法作为未来这么多年稳定生育率的。

目前我们对人口趋势的基本认识是中国出生人口在台阶式下跌，只要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出生人口的下跌将不会见底。虽然总人口还在增长，但已是强弩之末，一旦开始负增长，将再无可能恢复正增长。等到“60后”老去，每年死亡2000多万，但出生不到1000万。

假设生育率一直处于1.4，那么相对于2.1的更替水平，每代人（25-30年），总人口萎缩1/3，两代人（50-69年），总人口萎缩55.6%。长期来看，人口萎缩更可能导致人均GDP相对萎缩。如日本，1990年代初，人均GDP比美国高15%，现在比美国低30%多。

经济观察报：从中国的现状来看，如果人口形势继续恶化，哪些领域最先受到冲击？

梁建章：如果出生人口持续下降，最先受到冲击的将是婴幼儿用品行业。持续低生育率导致人口老化和萎缩，养老和财政体系面临压力，需求供应同步萎缩，投资意愿低迷，经济失去活力，技术更新步伐减缓，规模效应弱化。

经济观察报：中国妇女生育率持续下降的原因有哪些？

梁建章：妇女生育率下降，一个是适龄妇女数量的持续减少，另一个原因是生育意愿的持续降低。现在是90后处于生育高峰期，在未来的十年里，处于生育高峰期的女性数量将减少40%以上。这是非常触目惊心的变化。

而民众极低的生育意愿和极高的养育痛苦指数，是阻挡生育的客观条件，中国人要面临最高的机会成本、最重的教育负担，以及最贵的房价，这三座大山的存在，在源头上遏制了生育率的提升。

对比其他国家，中国妇女的机会成本体现在高就业率方面，比东亚、其他发达国家都高。同时，中国家长对于教育的重视程度，也增加了家庭的教育负担。而中国高房价更是不争的事实。被遏制了的生育意愿，直接造成了中国的大城市的生育率极低，部分大城市目前已经下降到了0.6-0.7。

经济观察报：对于提高生育率的建议？哪些方面可行性更高？

梁建章：首先是放开并鼓励生育，实施财政补贴政策，借鉴其他国家经验，用GDP的2%到5%来奖励生育。这相当于2万亿到5万亿的投入力度。平均分配到每个家庭约100000元（人民币，下同）的免税额，和每个家庭1000元/月的二孩补贴。

其次是放开和增加教育供给。国家提供幼教配套，可以降低职业妇女的机会成本。而当下中国的托儿所几乎消失，根据测算，中国约需要50万托儿所。同时，国家应积极实施教育改革，特别是高考制度。放开高校自主招生，让教育因人而异。同时建议缩短中学学时，从6年缩至4年，让年轻人尽早走上社会，同时，提高了学校供给比例。

另外建议放开土地跟户籍。城市房价居高不下和中国城市化策略程度低有直接关系。中国有强大的基建能力，应加大城市土地供应，大城市不再限制人口，规划超大城市群，加大对城市公共交通的投入。

最后是放开和促进对外交流。如创新力模型所示，对外交流也是关键因素，中国在对外交流方面还有很大提升空间，一方面是签证问题，外国人进入中国的签证便利性需提高；一方面也应放开互联网管制，吸引更多海外人才来华。

经济观察报：按照中国的国情，如果生育制度与社会保障制度不能及时调整，对未来经济社会的影响程度是怎样的？

梁建章：我会更多的从经济学创新创业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人口的数量和质量，是影响未来中国创新力和中国GDP的关键因素。世界上发达国家普遍都是靠创造性产品赚取高附加值的收入，中国未来也将如此，所以创新力是衡量中国未来竞争力的关键。

相对来说，中国的优势是人口多、质量和内部交流性不错，劣势是未来的人口老化和外部交流性比较差。根据测算，目前中国创新力虽低于美国，但是由于人口数量大，所以中国创新力强于欧盟、日本，中国未来GDP也将快速追赶这些发达国家。

不过，这样良好的势头只能维持到20年以后，也就是2040年，因为在此之前，中国人口能维持在13-14亿的规模。但在2040年以后，伴随着人口数量减少，人口质量方面的老龄化，2060年中国创新力指数将面临转折，从而影响GDP的提升。

目前中国人均收入是美国的15%，随着未来20年中国创新力的提升，这一比例在2040年将达到峰值30%。但是2060年，随着人口规模和质量下降，这一比例将降至20%，也就是倒退30%。如果要改变未来20年后创新力下降的问题，我们就必须在当下调整政策，并保证政策的有效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