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横天下

白宫宣布第二次“金特会”将在2月下旬举行后，世界对于朝鲜半岛无核化的期待也相应提升；然而必须清醒认识到一点，即要实现朝鲜半岛以及整个东北亚的长治久安，需要朝鲜经济改革开放，并逐渐融入世界经济体系。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提出的短期内缓解紧张局势的双暂停，以及长期构建安全框架和无核化的双轨思路，自然需要政治安全与经济发展同步的“双步走”。

我们从今年初朝鲜劳动党委员长金正恩访华中，已经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朝鲜政策创新的重要信号。中国国家主席...在会谈中指出“朝鲜劳动党实施新战略路线一年来，取得不少积极成果，展示了朝鲜党和人民爱好和平、谋求发展的强烈意愿，得到了朝鲜人民的衷心拥护和国际社会的积极评价。中方坚定支持委员长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贯彻落实新战略路线，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与此同时，金正恩也表示“朝鲜劳动党将带领朝鲜人民继续大力落实新战略路线”。这是非常值得欢迎的积极互动，但从历史上看，朝鲜也多次做过类似的表态和一些行动，却由于种种原因，工作重心转移到发展经济上似乎不大成功。这也就引发了人们怀疑朝鲜是否真的下定决心，不确定要如何去判断朝鲜的真正意图。

1989年以来，东欧剧变以及苏联解体等冷战格局崩溃，对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带来不小冲击。中国在这个冷战结束的过渡期，果断地恢复了中苏关系正常化，为之后中俄战略关系稳定以及边境问题解决奠定了基础。在经济上，1992年正式宣布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拉开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和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大幕，成功地规避了国际秩序大变动期的风险。

同样的，越南主动与中国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并且在1995年加入亚细安，并宣布进行“革新”的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总路线，在过去的近30年里，越南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毫无疑问，冷战格局的突然解体，同样对曾经在这个国际秩序中，在中美苏之间“游刃有余”的朝鲜内政外交都产生了巨大冲击。

在这个大背景下，冷战结束初期，朝鲜也似乎开始了第一轮的经济改革尝试。1991年，朝鲜开发罗津经济特区，当时还引起国际社会的不少关注。所谓的环日本海经济圈、图们江流域的次区域经济一体化等构想不断被提出，大家对于冷战后东北亚实现经济一体化，并在这个过程中实现安全问题解决充满了期待。

然而可能处于对于内外政治安全风险的不安，朝鲜并没有像中国在80年代设立经济特区那样，创造招商引资的环境，而似乎更有兴趣在特区发展博彩业。

这说明当时朝鲜试图将经济特区建成一个“孤立”获得外汇的来源地，而不是类似于中国的经济特区，是为了全国范围的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因而我们也就没有看到朝鲜为了吸引外资，在基础设施、政策导向以及金融机制上作出相应的努力。

世纪之交，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亚洲经济一体化在金融危机后进一步提速，中日韩加上亚细安的框架形成，在此背景下，朝鲜重新与中国恢复了中断了多年的高层来往，并在2000年代初期开始新一次的工作重心转移的“尝试”。

2002年，朝鲜建立了新义州经济特区，但如同前一次一样，朝鲜更多的兴趣似乎仍然在于将新义州变成北方的澳门。很快的，由于第二次朝鲜核危机爆发，这次尝试也就灰飞烟灭。

上述两次尝试的失败，当然朝鲜有理由将其归结为美国在政治安全上的遏制，导致其无法安心发展经济。然而与此同时，也要看到朝鲜的经济特区意图似乎不在于实体经济的改革，也就是说工作重心转移的决心始终没有下定。

分析到这里，自然就会有疑问，这第三次尝试是否是真的呢？当然对于意图的判定是国际关系中最为困难的事情，而且的确也取决于美朝以及各方今后互动过程中相互认知的调整。但是鉴于过去两次的历史，需要有一些指标来衡量朝鲜的决心。

首先，实体经济的改革机制性具体措施是否出现。从上述的经验来看，朝鲜有可能重复过去的努力建立经济特区，这本身值得欢迎，但是如果仅仅仍然局限于博彩业、观光业，而且是在高度“孤立”的状态下进行特区建设的话，那就意味着工作重心转移决心还不那么坚定。反过来，如果在经济特区进行政策性的机制建设，例如金融政策、税收、法制、仲裁等措施出台，那就意味着将来有推广的可能性。

第二，经济型官僚是否进入核心决策圈。朝鲜经济高度依赖军队，我们可以看到领导人视察的建筑工地、养鱼场等都是军人在管理，这意味着朝鲜的军队实际上参与了大量国家运转的工作。如果要实现经济转型，就需要转业一部分军人，即军转民的发生，而这需要一大批懂经济的技术官僚进入各级管理层。

第三，资源配置是否向经济建设方面倾斜。朝鲜长期以来的先军政策，让资源配置极度向军队倾斜，如果转移工作重心必然要牵涉到国家资源配置的重新调整问题，这就是传统上所说的“大炮和黄油”的悖论问题。

对于美朝峰会后一年多时间，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缓和的情况，需要积极肯定。与此同时，朝鲜提出新的战略路线集中精力发展经济的政策，也应该积极评价。但在外部安全环境改善的同时，也是考验朝鲜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意图的开始，同样也是对中国外交的真正考验。

作者是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中国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