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资本全球化与世界秩序的脆弱性(2)

时间:2019-01-22 08:09内容来源:联合早报 版阅读:新闻归类:观点评论

如何应付全球化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呢?最简单的做法就是反全球化。反全球化从一开始就有,但从来没有成功过。因此,人们可以预计,在未来,反全球化运动不会停止,甚至会越来越激烈;但在客观层面,这样的运动不会有实质作用。原因很简单,没有任何社会力量可以和资本进行有意义的竞争或斗争。

在马克思时代,马克思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当时也有很多人真的相信能够这样做。但最终,一旦国家之间发生冲突和战争,民族主义战胜了国际主义。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失败的最终原因。今天要再塑造这样一场社会运动已经是更加困难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背后的支持力量,不仅仅是发达国家的社会,更是落后国家的政府。而今天,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会有任何意愿来支持这样一场运动。

也有学者如法国经济学家、《21世纪资本论》的作者皮凯蒂(Thomas Piketty)空想着让全世界政府联合起来。但这种设想没有可能性,历史上也从来没有成功过。道理也很简单,各国政府之间争吵不休的时候,资本早已经联合起来了。在西方尤其如此,在“一人一票”的民主政治下,对外的民族主义(无论是经济上的还是政治上的)和对内的民粹主义已经成为西方的主流。没有多少人会相信,在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影响下的政府,可以实现“联合起来”的目标。

社会均衡发展靠什么制衡

一国之内的情况也差不多。任何一个社会的均衡发展就要求在资本、政府和社会三者之间形成制衡。经验地看,在这三者中间,资本是最具有变化动力的,往往是因为资本方面的发展打破现有的均衡状态。为了达到再均衡,往往是政府和社会联合起来,对资本构成有效的压力,从而实现再均衡。西方国家的福利制度就是这样产生的。从原始资本主义社会到福利社会的转型并非资本的转型,而是西方社会和政治改革的产物,即社会主义运动的产物。

而社会主义运动简单说来,就是政府和社会力量的联合对资本施加压力所致。

当然,就政府和社会关系来说,也有一些国家选择了消灭资本的激进社会主义运动,包括苏联、东欧国家和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尽管这些国家在最初也取得一定的成功,但在消灭资本之后并没有实现可持续发展,苏联和东欧国家没有能力和资本主义的西方竞争,结果败下阵来。也可以预见,尽管一些政治人物或社会仍然抱有理想,实现一个“无资本”的社会,或者一个资本完全由国家掌控的社会,但现实可能性越来越小。

原因在于,在全球化下,没有一个社会可以封闭起来;如果动用政治和行政的力量来自我封闭,最终的结局也是失败。

由此看来,如果要实现资本、政治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再均衡,人们很难把过高的期望寄托在国际层面。因为各国无能应对全球化(国际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国际体系已经变得脆弱不堪。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大国,内部解决不了问题,就把问题外部化。尽管大多数人并不认为今天美国举国上下的“谴责中国”(blame China)风气,会帮助美国解决任何内部问题,但无论对政府还是社会来说,“谴责中国”是最容易的。

也可以预见,如果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持续和深化,现存的世界体系会继续弱化,甚至解体。

如同历史上所发生的,要解决问题,人们的眼光可能仍然必须落到一国的内部。今天的资本可以到处流动,这增加了政府和社会控制资本的难度,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可能,因为不管怎样,资本不管流到哪里,仍然具有“地理性”,仍然需要落脚点。存在于互联网空间的资本也是如此。尽管互联网没有主权性质,但互联网的使用者是有主权性的。

也就是说,各国政治人物不应当简单地“外部化”内部问题,而是着力从内部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其实,过去的福利国家也是这么走过来的。一战、二战都是各国“外部化”内部矛盾的结果,不仅导致了灾难,更没有解决内部的任何问题。而福利社会则是内部发展的结果。简单地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失败了,但西方的内部社会主义运动则成功了。

从这个角度来说,人们不应当忽视今天美国民主党向左转的趋向。这次中期选举之后,美国民主党大有一股类似欧洲当年社会主义运动的趋势。作为典型资本主义的美国成功“逃避”了欧洲发始的社会主义运动,但今天美国所面临的问题正为社会主义运动创造新的条件。不管这场运动的未来如何,这场运动的趋向是从内部寻找解决方法,值得人们的重视。

不管怎样,持续数十年的急速全球化,不仅使得今天的国际秩序变得非常脆弱,而且各国内部的政治秩序基础也动摇起来。如果人们无法应付全球化所造成的这些挑战,无法从内部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方式,就没有很好的理由对未来的命运抱乐观态度。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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