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再次重申了坚持改革的决心，并对支持中国改革事业的外国知名人士给予表彰。今年以来，随着中美贸易战的升级，“中美脱钩论”的讨论也日趋热烈。

讨论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第一种是中国实力增长迅速，美国凭借现在自身还有的优势霸权地位强力打压中国，国际秩序严重不公正，脱钩过程中只要中国能够挺过去，力量平衡扭转后，就能够改变目前的状况，即“忍辱负重说”；第二种是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最大的债权国、很多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而且巨大的内需存在，即是个庞大消费市场，中美脱钩最终美国受伤更多，即“脱钩自信论”。

2010年至2012年中日关系高度紧张时期，也曾经出现过中日经济脱钩论的论调。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受到美国打压引发上述讨论很自然，笔者认为从中国经济必须摆脱“美国中心思维”的角度来说，“脱钩论”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与此同时，也必须平衡地认识到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证明完全的“脱钩论”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不符合中国的利益。

1978年12月18日召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很多人知道宣布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开始，但或许很多人不知道会议中还专门提到了中美建立外交关系。就在会议召开的两天前，中美宣布建交，一个多月前的10月下旬，邓小平正式访日，名义上交换《中日和平条约》批准书，更重要的目的是为中国改革开放展开“预热之旅”，中美日关系在1978年的重大发展与中国改革开放的起步同时进行。

这绝不是历史的巧合，对于邓小平等改革家来说，改革开放对内就是要结束文革，拨乱反正，推进建设国内的改革土壤；而在外交上则要调整革命外交，在建立和平的国际环境的同时，引进外资和技术必不可少。对外开放对谁开放？首先就是对世界最大的发达国家美国，及对距离中国最近的发达国家日本开放。因此，从一开始中国的改革开放，就与中美日关系紧密联系。

1989年的政治风波后，中美和中日关系一度紧张，中国改革的步伐也一时间踱步不前。中国的改革者并没有放弃10年前的基本信念，即国内的经济发展离不开中美日关系的发展。中国首先强化对日关系，来减弱西方世界的压力。1991年日本首相海部俊树作为发达国家首脑，在六四事件后首次访华，访华期间考虑到日本作为原子弹受攻击国家的历史，中国宣布原则上加入《核不扩散条约》，日方则恢复日元贷款。

1992年日本天皇首次访华，中日关系的改善，可以说为中国外交全局在后冷战初期打破孤立做出了重要的贡献。1993年，中美元首在西雅图会晤，标志着中美关系也回到了正常轨道；1997年至1998年中美元首互访，进一步强化了中美关系的合作基调。中美日关系改善的同时，中国在1992年正式宣布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随后大胆地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为21世纪初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做准备。

在纪念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在记住邓小平等历届中国改革领导者，顶住中国国内各种形式“脱钩论”压力的坚定信念和果断决心的同时，也须记住在世界特别是美国和日本内部，同样有一批反对“对华脱钩论”的人。他们起到重要历史作用，没有他们在内部争论对华政策中顶住压力，就不会有中国改革开放平静的外部环境。

美国前政要例如基辛格、斯考特罗夫特、保尔森等人，都在关键时刻坚定对华接触，而不是认为对华脱钩才是正道。这在很大程度上，扭转了美国对华负面认知对政策的影响。

1992年中国邀请日本天皇访华，这在日本政界引发了巨大的争论，最后宫泽喜一首相参加论战，以内阁决议的形式决定天皇首次访华。就在内阁决议通过的1992年8月25日，还发生了日本右翼反对这个决定的“放火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