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在1976年首次访问中国，跟晚年的毛泽东（左）会面，当时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档案照片）

远见与践行——李光耀获颁中国改革友谊奖章

当中国遇到困难，西方围堵中国的时候，李光耀说得很明白：你们的围堵确实会影响中国，会拖慢中国崛起的速度，但阻挡不了中国崛起。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在12月18日中国官方举行的庆祝大会上，中国高层宣布表彰110名对改革开放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人士，其中包括10名外籍人士。

我国已故建国总理李光耀荣列其中，获颁“中国改革友谊奖章”。

李光耀被称为“推动新加坡深入参与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政治家”。中国媒体在报道时，都用肯定的语气赞许李光耀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就开始与中国大陆交往，会晤过多位中国领导人，对改革开放政策制定方面有重要影响。

李光耀在1990年卸任新加坡总理后，继续推动新中的第二轮合作以及新加坡在中国的直接投资，他倡导和参与建设新中政府间合作项目“中新苏州工业园区”，也成为佳话。

而在观察人士眼中，李光耀尤为人敬佩之处，在于他很早就预见中国将再次崛起，他不以国际主流的西方价值观为人类文明发展的唯一依据；早在40年前，他就从客观现实与文明的角度，预见到中国将改革开放并会取得成功。

他的卓识远见深深启迪、开启与塑造了新中关系，继苏州工业园区后，两国第二及第三个政府间合作项目陆续展开，新加坡与中国中央政府有三个合作项目，这在当今世上没有其他先例。

李光耀还扮演了中外沟通的桥梁，他曾直言不讳地让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了解东南亚国家以及西方对中国的疑虑；同时向西方世界、向东南亚邻国解释中国的发展与选择。在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当中国外交面临极困难处境时，李光耀曾毫不回避、无所畏惧地发出与西方社会不同的声音。

李光耀逝世的三年后，中国官方授予“中国改革友谊奖章”，多方人士评为实至名归、当之无愧。他获表彰并不是因为与中国领导人的私交，而是基于他对中国改革开放所做的实实在在的贡献，他不只锦上添花，更曾雪中送炭。当然，新加坡人内心深知，这一切也都是为了维护新加坡的国家利益，为了本区域的繁荣发展。

本专题采访新中两地政界与学界人士，回顾李光耀的远见，以及远见落实的历程。

中国政府上个月追授我国已故建国总理李光耀“中国改革友谊奖章”，并称他为“推动新加坡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政治家”。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认为，这个表彰对李光耀是实至名归。

郑永年上周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指出，中国在1980年代启动推行改革开放，本来就跟新加坡有直接关系。1978年11月5日到14日，邓小平依次访问了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在他出访途中，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工作会议于11月10日召开。11月13日上午，邓小平参观了新加坡裕廊工业园区，又在建屋发展局听取关于新加坡公共住房计划。

郑永年说：“（此次出访）本来是要来解决越南问题，但回国后邓小平就讲改革。”那一年12月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召开，标志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毛泽东时代结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邓小平时代的开始。

郑永年指出，中国大陆当年向很多国家和地区学习，其中亚洲四小龙（台韩港新）、日本都属于儒家文化圈，对邓小平影响最大。邓小平在1978年访日，参观了日产、松下等知名公司，并邀请松下公司创始人松下幸之助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帮忙，获后者应允。松下幸之助也是这次获“改革友谊奖章”的10名外国人士之一，被称为“国际知名企业参与我国改革开放的先行者”。

李光耀在1976年首次访问中国，当时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郑永年分析，李光耀跟晚年的毛泽东会面不算愉快，李光耀当时已经看到日本、四小龙等儒家文化圈在崛起，他因此相信中国经济落后，不是华人文化的原因，而是体制造成的。郑永年说：“他最令人佩服之处，就是当中国那么乱的时候，他就已经判断中国会崛起。”

不排斥与共产党人交往

史料记载着，李光耀1978年告诉邓小平，新加坡华人多数是从中国广东、福建南下的家无寸土、目不识丁的苦力后代，反之中国拥有留守中原的达官贵人、文人学士、状元的后代，“因此，凡是新加坡能够做到的，中国也一样能够做到，而且会做得更好”。

郑永年强调，李光耀的过人之处，在于他并非如一般政治人物那样嘴上说说而已，而是根据中国大陆将崛起的判断，调整新加坡的政策。“新加坡和台湾当初关系很紧密，为何不写繁体字而采用简体字呢？他是真相信中国大陆会崛起，而不是像一般人说着好话，捧杀中国。”

而面对共产党统治的中国，早年持坚定反共立场的李光耀，依然能够和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深入交往，郑永年分析，这是因为李光耀将共产党作为意识形态和体制，以及共产党人本身分开看待。

他告诉邓小平，不要在东南亚输出意识形态，但他也实事求是跟共产党人交往。“他为何最佩服邓小平？因为邓小平也是现实主义者。”

郑永年指，邓小平说过，共产党人搞革命，就是要让老百姓的生活好起来，就像新加坡那样，所以共产党本身也要改革。“当邓小平这一代人上台后，共产党人就跟他所要实现的制度一致了，所以李光耀后来跟他们的交往就没有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成为世界的主导力量，李光耀又扮演了中国和西方之间的沟通者角色。

郑永年说：“因为中国不知道如何表述自己，也没有自信心，西方那时也太强势了。当中国遇到困难，西方围堵中国的时候，他说得很明白：你们的围堵确实会影响中国，会拖慢中国崛起的速度，但阻挡不了中国崛起。他这个判断非常正确，到现在为止也是这样。”

李光耀预言被验证

10年前，中国曾有舆论痛批李光耀要求美国“平衡”中国，郑永年解释，李光耀是根据现实主义的判断谈“再平衡”（rebalancing），并非应当不应当的问题，而是这些国家会怎么做，今天他的“预言”也再次被验证了。作为现实主义者，李光耀与基辛格等现实主义者有共同的语言，跟一般的理想主义者没有共同语言。

郑永年强调，新加坡是中国的诤友，可以有话直说。“因为新加坡小，对中国没有什么威胁。有哪位中国领导人说过李光耀的坏话吗？一个都没有。”

李光耀先生很早就预见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其对中国人民和世界的深远影响，以及新加坡能如何参与其中，并从中受益。中国政府所颁发的“中国改革友谊奖章”肯定了李光耀先生一直以来对中国发展的信心与支持。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就李光耀获颁“中国改革友谊奖章”接受中国官媒新华社专访语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