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影响政策，也影响外交决策。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重要的特征是文化因素日渐凸显。国际上出现了文化从单向融合（西方→非西方）到双向融合（西方↔非西方）的趋势。人文交流已经成为国与国之间关系发展中极为重要的桥梁和渠道，对消除认识差异、增进互信和友谊、推动充分理解和培养正面情绪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其意义在于通过人与人的交流，如静水流深般逐步加深两国人民的真诚友谊，避免两国社会因政治因素导致的相互误解。

但从过去几年的人文交流来看，中国政府被认为在其中的影子愈加强烈，进而引发美方的过度解读和过度反应。

以孔子学院为例，孔子学院始于2004年，2009年成为中美人文高层磋商机制中的重要推动活动之一。孔子学院被希望能够通过多面向的文化以及语言课程，对外塑造一个富涵文化底蕴、经济动能强大、社会和谐进步的美好国度。但是近年来，美国不断出现高校关停孔子学院的事件。 同时每年举办的孔子学院大会被认为是服务于中国一带一路全球布局计划的“政治正确”话语。

因此，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便于2017年提出“锐实力”（Sharp Power），论述如何藉由酝酿舆论、开展具目的性的社会文化交流以形塑影响力。锐实力的展现与扩散，更与特定国家发展渗透他国、操纵社会的计划密切相关。软实力概念的倡议者，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奈（Joseph S. Nye）则认为，锐实力就是硬实力的一种。

他点名若干中国孔子学院的运作经验是运用锐实力的证据。除了孔子学院面临挑战以外，美方拒绝或者终止可能有涉华背景的组织捐助学术研究项目，多名中国赴美留学生和学者被冠以间谍的身份，近期美方收紧赴美签证，并取消多位学者十年赴美签证。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美两国实力对比正在发生潜在或实际的重大变化，同时，中美双方各自面临国内、国际的重大挑战。在此背景下，中美关系的构建，在本质上取决于双方国内问题的有效解决，取决于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和战略决策。包括文化、体育、科技、留学以及各领域的民间交流难以动摇双方矛盾、冲突的根基。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文交流被寄予极高的“地基”、至少雪中送炭的作用，但是在实际的操作层面，随着文化交流政治化，经济脱钩，政治互疑的不断加深，伴随着人文交流中的不断叠加的误读和误解，人文交流短期内难以起到雪中送炭的作用。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围绕着中美战略互疑，经济脱钩和人文交流遭遇政治化而产生的悲观情绪，并不始于特朗普入主白宫。事实上，始于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的战略学家不断强化中国崛起所带来的事实威胁，奥巴马政府时期提出重返亚太的意图也非常清晰。中美双方就因为知识产权，外国公司在中国的市场准入问题，人民币汇率以及中国的国有企业获得巨额政府资助等问题，争论不断，分歧和误解不断加深。

中国制造2025计划更是直接、清晰地挑战美国在包括人工智能和生物科技领域的主导地位。中国所倡导的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进一步确证了美国对中国地缘政治意图的怀疑。

不同的是，彼时中美双方在政府层面，都不希望政治互疑导致的紧张和冲突将双方可能收益的、数以千万亿的经济利益付之东流。也正是在这样的基本面的共识的基础上，包括1995-1996台海危机在内的数次危机并未以中美正面对抗而告终。但是，当地缘政治和战略竞争不能再被让步于经贸利益，中美两国的战略博弈以最直观的贸易战、人文交流政治化等形式表现出来，并将两国关系推向冰封状态。

经过了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并没有变成美国预设的中国。在巨大的经济成就的基础上，在政治、经贸和文化层面，中国更加积极主动地以中国的方式参与国际社会，或者说中国变得更加中国。包括中国在内的诸多世界上的主要经济体的发展受益于二战以后建立起来的国际经济秩序。这是一个需要不断完善的经济秩序。但是随着诸多新的挑战的出现，伴随着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声浪不断高涨，一个趋于冰封的中美关系对于世界经济秩序的重塑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两个大国，双方在知识产权、技术转让、市场准入等领域并非完全没有谈判空间，目前最大的挑战在于，基于战略核心利益的冲突导致双方无法构建互信：美方无法认同中国无意挑战美国的主导地位；中国无法认同美国无意改变中国的发展模式。

格雷厄姆•艾利森基于对守成大国和崛起大国的竞争的分析，认为中美注定一战。尽管如此，无论是崛起大国还是守成大国，都处在一个历史的关键节点，双方都需要致力于在事情变得更坏之前，把它拉回的好的方向。避免走向“共同毁灭”。古诗有“经冬复历春”，希望随着岁末寒冬的过去，冰封渐解，春芽萌出。

（注：作者是澳门大学社会科学院助理教授。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