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专栏

大约20年前（即上世纪末），曾任新加坡外交官的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出版了一本题为《亚洲会思考吗？理解东西方的分歧》的著作。在作者看来，亚洲是世界上最大的大陆，横跨从日本、印度尼西亚到阿拉伯世界，涵盖了伊斯兰、佛教、儒教和印度教等几大文明，人口占了全球的60%。（当时的）经济总量即将在未来15年内超过欧洲和北美。但是，西方人对此无动于衷，他们对亚洲人的态度依然如故。作为外交官的马凯硕因此有感而发，希望促成西方对亚洲的新思考。

今天，离这本书的出版20年过去了，不仅中国已经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贸易国，日本是第三大经济体，印度也正在快速崛起，但“亚洲人会思考吗？”这个问题仍然存在。如果说亚洲人不会思考，很多人必然会感觉到被“侮辱”，并且这样说也不公平，因为如果说亚洲人不会思考，亚洲的变化又如何解释？亚洲书写了二战以来世界上最成功的故事。

二战之后，日本从战争的废墟中崛起，之后是“亚洲四小龙”创造了公认的“东亚奇迹”，之后便是中国的经济奇迹，现在全世界的眼光又落到了印度的崛起上。但问题在于，即使亚洲人有思考，也必须面对这样一个残酷的现实，即亚洲人直到今天仍然没有自己的话语权；即使越来越多的人对西方话语感到不满意，但在行为上一切依然以西方话语为依归。

马凯硕的《亚洲会思考吗？》想给西方读者传达出“亚洲会思考”这样一个信息，希望西方对亚洲事务做重新思考。如果那样，这本书的书名应当为《西方会思考吗？》而不应当是《亚洲会思考吗？》。但从现实来看，这本书的书名最也恰当不过了，因为现实的情形是：不会思考的不是西方人，而是亚洲人本身。

这本著作在西方所产生的影响远远大于其在亚洲所产生的影响。这个事实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西方人对亚洲不是不会思考，而是经常做“错误”的思考。当代亚洲的崛起是西方人最为关切的事情，无论是日本的现代化和亚洲“四小龙”的发展经验，都在西方得到相当充分的研究，更不用说对当代中国崛起的研究了。

同时，对亚洲事务的关切也充分反映在西方诸国对亚洲政策的变化上。相比之下，亚洲人本身除了照抄照搬西方话语之外，对亚洲经验的“知识化”可以说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贡献。正因为如此，直到今天，有关亚洲的话语仍然为西方人所掌握。

所以，问题的本质不在于西方对亚洲事务的“不当思考”，而在于为什么亚洲人有丰富的实践但不会思考。

一句话，亚洲还没有脱离西方的“殖民”，或者说西方仍然在“殖民着”亚洲。

亚洲的两个殖民阶段

就殖民来说，亚洲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即近代以来的“被殖民”阶段，即西方强权的殖民地主义阶段。在这一阶段，大多亚洲国家被西方国家所打败，沦落为西方的“殖民地”。即使中国也成为了毛泽东所说的“半殖民地国家”。所要强调的是，这个阶段是“被动”的殖民。

第二个阶段即二战之后的“主动”的思想殖民阶段。在这阶段，通过亚洲各国的反殖民运动，物质意义上的殖民地消失了，但思想上的殖民地主义根深蒂固，不仅无意识地存在下来，而且变本加厉。在“被动殖民”阶段还存在着各种形式的抵抗，但在“主动殖民”阶段，不仅毫无抵抗的迹象，更有自我“摧残”现象的发生。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这种情况存在已久、产生的原因也很复杂，但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是可以观察得到的。

首先是近代以来的很长时间里，亚洲国家力量弱小，无法改变西方持有的亚洲话语权。日本是亚洲第一个实现现代化的国家，也是第一个打败欧洲国家（俄国）的亚洲国家。日本曾经试图通过把欧洲列强赶出亚洲的方法，确立自己的亚洲霸权，即建立由日本主导的“大东亚共荣圈”。但日本帝国主义的做法不仅没有帮助日本确立亚洲霸权，其对亚洲各国的侵略更是给亚洲国家带来了战争。

二战之后，作为战败国的日本被“吸收”进西方阵营。尽管日本战后很快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但日本从来没有成为一个完全的主权国家，无论内政和外交深受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制约。日本之后崛起的亚洲“四小龙”也基本上属于西方阵营，无法改变现状。进而，为了让西方接受他们，这些经济体往往采用“投降”政策，把自己伪装成西方，即尽量强调其和西方的雷同之处，而不敢张扬其和西方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