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浩：相较于传统刺激政策的“放”，减税更具有“收”的属性。减税落地不仅关乎市场信心，也意味着经济政策框架将出现更具有现代化的调整。

中国经济再度出现“习惯性放缓”，这一次市场似乎并没有像以往那么担忧，却将更多的目光放在了减税这一政策上。按照一般的预期，中国在2019年推出的减税计划将至少达到GDP的1%，减税举措成功与否，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的经济政策走向。

事实上，中国经济的放缓从2016年年底推出“去杠杆”举措以来，就已经是大势所趋。自本轮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与信贷增长保持着紧密联系，也陷入了典型的“债务-增长-去通胀”的循环之中。从市场研究的角度来看，更准确对中国的广义信贷（广义债务）进行分析，是理解中国经济的重要视角。其间央行也对社会融资总量等数据进行过多次修订，其目的也是希望理解金融体系内的实际信贷规模。影子银行的崛起导致了此类广义债务的激增，而各类创投类基金的设立，也让市场难以完全通过银行类金融机构来对整体经济的热度进行准确的把脉。

然而，有一点是确定的，如果实体经济的回报率无法弥补资金的成本，那么最终的“去杠杆”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中国的本轮“去杠杆”带有明显的政府主导，但也大致符合历史上每隔大约两年就有一次政策转向的规律。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虽然听上去是一个经济发展和信贷扩张的常规逻辑，但出于控制风险的需要，中国政策当局往往会选择在一定时期对政策进行重新调配，这大致形成了每隔两年的一个收紧或者放松周期。

到了2018年底，中国政策面临转向全面放松的时间窗口，与2016年底的“去杠杆”政策再度划出一个两年的刻度。历史虽然是惊人地相似，但政策却并非完全相同。这一次，减税成为最为响亮的宽松代名词。

简单回归一下2008年以来的历次宽松，我们能够对于目前的经济和政策背景有更好的理解。2008年中国推出“四万亿”的庞大刺激计划，这迅速扭转了中国经济的颓势，但也落下了地方政府债务的病根，此后非金融企业债务激增，成为中国近10年债务问题的根源。2010年10月，中国央行宣布加息，货币政策转向控制经济过热和资产价格膨胀。到了2012年中，面临着经济的放缓压力，中国央行在持续了一年多的货币政策紧缩后，开始转入减息周期，地方债务和企业债务再度上升，经济出现短暂回暖。紧缩政策在2013年随之而来，代表性事件即为当年的“钱荒”，这导致了经济在2014年再度下行，2014和2015年连续两年，中国未能完成年初设定的经济增长目标。到了2014年下半年，中国逐步开始调整房地产政策，并不断加码，到2015年底，“去库存”被正式提上议事日程，这带来了三四城市房价的暴涨，中国的家庭债务也开始出现明显的上升。有意思的是，到了2016年年底，政策基调变成了“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又拉开了新一轮的政策收紧。

到了2018年底，政策调整窗口再度出现。出现调整的原因包括内外两方面因素：“去杠杆”的政策收紧带来了经济下行的压力，外部因素来看，中美贸易战又加大了经济未来面临的不确定性。

但与此同时，政策也面临着选择难题。由于过去10年的多次经济刺激政策，中国的政府、企业以及家庭的债务均出现了较为迅速的上升，而从过去10年的政策效果来看，持续对一个部门进行反复的刺激，效果会越来越不明显。因此，减税作为一项新政策，被委以重任。

减税有广泛的舆论基础，这几乎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不变法则。理由很简单，对于个体来说，不交税符合其最大经济效用，因此减税几乎被每一个经济个体所赞同。减税带来的财政赤字增加、公共支出不足等问题，往往不在减税政策之初所考虑的范围之内。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果需要减税，那么中国需要在哪些行业进行减税？简单而言，减税要从税负较高的部门减起，在中国这几乎不用做太多的思考——单纯从税收本身考虑，中国的企业部门交税金额占到了全部税收的60%，其中的主要税种是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而个人所得税占比则不超过10%。从这个角度来说，减税最终需要降低企业负担，而所谓的个人所得税抵扣，只是给大家发的“彩蛋”而已。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按照税收收入来看，中国的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在全球范围内并不算高，国家税务总局面对中国宏观税负较高的指责，还特地发文指出这一事实。但企业又普遍反映经营成本较高，这主要是因为在税负之外，还要承担社会保险费用以及各类非税开支。按照世界银行和普华永道的一份研究，中国企业的所有税费以及社会保障开支，占到了其税前利润的65%，这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排名前列，相较而言，美国、日本和德国大约在50%上下。

因此，中国的“减税”举措名为“降低税负”，但事实上还涉及到很多非税收入的减少，考虑到目前的整体宏观税负较高，中国的“减税”大礼包有理由值得市场期待。当然，对于依赖非税收入地方政府来说，财力的紧张将可能是未来一段时间较为严峻的问题。

从外部环境来看，减税也意味着中国仍然担忧外部贸易局势的紧张。过去10年的历次经济刺激，中国的经济复苏都带来了对外部需求的增加。但在贸易环境日趋恶劣的大背景下，即使中国可以采取大规模的基建刺激政策，但能否得到足够的海外市场支持，也将是一个未知数。中美贸易谈判仍在进行中，中国官方不敢贸然押注在贸易协议上，也反映了全球经贸环境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

总体来说，减税已经成为2019年中国经济政策的最大看点，相较于传统刺激政策的“放”，减税更具有“收”的属性。对于不习惯“减税”的中国政府来说，减税能否落地，这不仅关乎市场信心，也意味着中国的经济政策框架将出现更具有现代化的调整。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本文编辑徐瑾[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