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克文：2019年中美关系展望

陆克文

2018年，亚洲大部分地区都被中美关系日益难以预料的新动态所影响。一年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结束“国事访问＋”（state-plus）后从北京回国，中国希望他的反华竞选言论就此能平息下来。12个月后，中国和美国陷入了一场悬而未决的贸易战，而特朗普政府在对华政策上，已用“战略竞争”取代了“战略协作”。

此外，一年前，美国、欧洲和中国的经济和市场都在蓬勃发展。如今，金融市场严重不稳定，中国和欧洲的经济增长放缓，美国升息开始产生影响。朝鲜核谈判前景的不确定性也使局势变得黯淡。

那么，美中关系在2019年的前景如何？到今年3月，双方很有可能就减少双边贸易逆差，及中国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做出的进口决定达成协议。届时也有可能就削减关税达成协议，但其复杂性可能会拖长达成协议的时间。逐步降低关税可能需要一年时间。但如果中国的经济改革者采取更激进的做法，承诺在一段时间内实行零关税，并要求美国人也这么做，关税战可能会更快结束。但这与中国贸易官僚几十年来所接受的少予多取训练背道而驰，更别说被看成是一下子就放弃了所有的利益。

所谓强制技术转让的改革应该相对直接。不过，即使没有任何具体的技术转让条款，改革仍有别于在实际中如何解释合同安排。

然而，知识产权保护却存在严重的问题。奥巴马政府之前所达成的协议可能须要重谈。但在违规行为的执法工作方面仍然没有进展。一个可能的机制是，将中国公司与外国公司之间的相关合同交由设在新加坡或瑞士、专门负责执行知识产权保护法的国际商业仲裁机构处理。

如果中国反对，它有可能在国内发展自己的国际商业仲裁制度。但中国须要任命合格的外国人加入仲裁委员会，以建立国际信誉。没有人对中国的商业法庭有任何信心。为了满足国内改革的需要，中国必须建立完全独立的商业和民事法院系统，即使刑事法庭仍受制于政治。

美国对中国推动“中国制造2025”战略，实行国家补贴政策的担忧，则几乎不可能消除。现实情况是，所有国家的政府都给予本土技术产业一定程度的支持，只是中国在这方面的支持力度最大。即使我们规定国家对某一特定企业的支持上限，也很难衡量遵守情况。我对这方面的谈判结果没有信心。美国可能只需要在信息技术和生物科技等领域的研发增加公共投资，便能在同中国的竞争中胜出。

我们也不应排除中国针对更广泛的国际社会推出关税改革的可能性。例如，中国可能不仅向美国，也向世界贸易组织所有成员国，做出在一段时间内将关税降至零的重大承诺。这将是中国捍卫全球自由贸易、遏制保护主义趋势的一个几乎不可抗拒的机遇。

中国的这一转变可能包括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成员国接触，寻求加入，这将是在亚太地区挫败美国（特朗普一上台就退出了TPP）的讽刺性举动。当中国看到政治和市场打开缺口后，它的步伐就会大大加快。谈判会很艰难，但自首相安倍晋三在去年10月访问北京后，日本对中国加入TPP的保留态度已有所软化。

在更广泛的外交政策和安全问题上，鉴于美国所构成的核心战略挑战，中国在2019年可能会与其他国家“去冲突化”。对日关系已经有了一些正常化迹象。日本海上保安厅最近的数据显示，中国进入东海钓鱼岛（日本称尖阁诸岛）海域的次数大幅减少。

中国也希望通过加快“行为准则”谈判，缓和与亚细安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紧张关系。去年4月在武汉举行了双边峰会后，中国与印度的关系可能也会较为平稳。另外，考虑到台湾总统蔡英文领导的主张独立的民进党，在去年11月的地方政府选举中惨败，中国可能会开始软化其台湾立场。当然，如果美国继续对台湾进行大规模军售（这是有可能的），情况将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与美国在南中国海的海上冲突仍在继续，如果美国今年更积极地执行其航行自由行动，冲突可能会加剧。

在欧亚大陆，中国将继续推动其“一带一路”倡议。然而，近几个月来，“一带一路”倡议在中国国内的政治声势已有所减弱。由于斯里兰卡向中国移交汉班托塔港（Hambantota Port）引发负面反应，再加上人们对“一带一路”倡议的长期负担能力的关注，中国官员已就修订某些“一带一路”倡议的模式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因此，中国在2019年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必胜信念可能会有所减弱。

此外，中国可能会巩固和扩大其在现有联合国和布雷顿森林机构中的作用，而不再着重于新的国际治理机构。它可能会继续充当世贸组织的新领军者，并按照2015年巴黎气候协定的协议，保持其在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的立场。对于中国外交政策机构中较为冷静的官员来说，把重心放在基于规则的全球体系的现有机制上会更好，尤其是在美国对这一机制表现出系统性蔑视的时候。

随着中国寻求重新稳定与美国的关系，并缓和与美国以外其他国家的紧张局势，中国领导人可能会利用2019年来更进一步地判断美国政治的未来走向：穆勒调查对特朗普及其政府的影响，以及2020年（或更早）的新总统，是否会以任何方式改变美国正在形成的新战略。虽然他们已经认定，美国对华态度已发生深刻转变，但他们仍不确定这种转变的确切形式，以及是否有必要对自己的战略（而不是战术）作出根本性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