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慧麟

民主派阵营于九龙西补选失利之后，照例既有检讨之声，又有互相指摘之声。当然有民主派支持者睇唔过眼，认为这样吵吵闹闹，只会吓走民主派阵营的支持者。但笔者倒是认为，民主派的讨论，素来都是公开透明，吵吵闹闹反而有助支持者更清楚现在民主派面对的问题，所谓大鸣大放，然后再寻找出路。

如再有补选应如何酝酿参选人？

第一，在立法会的比例代表制之下，地区直选方面，民主派应不要再以为，可以有民主派参选人可以取得跨阶层、跨派系的支持，即是说，当民主派只会派一个人参选的话，他们就不应期望，该参选人既能在中产选区大赢，在基层较多的选区一样可以赢，既能在温和泛民中得胜，又可以在激进泛民里得票。现在民主派的选民，在比例代表制度之“教导”下，已习惯投予只对自身阶层或自身政治理念相近的参选人。过往在“相忍为民”底下，有些选民都会“为大局”，忍痛投予民主派的“同路人”，现在好些选民已经不会这样做。换言之，日后的立法会地区直选，如再有补选的话，究竟应用何种方法，去酝酿一位参选人，以取得最佳的效果呢？这应是民主派内部需要思考的方向。

“操作政治议题再参选”已行不通

其二，面对政府无理DQ（取消参选资格）民主派参选人之下，民主派应该思考的是，如果日后要参选的话，该如何酝酿、培养及推动某些人去参选。这是说，过往某些民主派从政者，有一种想法，是要透过及冲撞某些政策，高调地操作政治议题，甚至以国族议题冲撞北京以取得人气，然后再利用此高力度的冲击所带来的知名度以参选立法会，此方法已经行不通。既然如此，民主派究竟应如何应对呢？是继续找“旧电池”参选以保议席，抑或是重新思考，是否应该回到30年前，发展地区组织，并以此发展参选之路呢？另外，民主派的支持者及从政者，也是否要思考，参选是否从政的终局呢？从政的初心是参选做议员，抑或是有更高的理想呢？

其三，就是论述上的问题。在吵闹之余，比较冷静的支持者又在思考一个问题：究竟选战失利，是不是与民主派的“中国因素”有关。即是说，民主派是否需要有一次理性的对中政策的讨论。民主派内，有不少支持者是“逢共必反”的反中人士，他们在任何时候都会反共，讨论“对中政策”是没有太大意义。但民主派内也有好多是立场比较温和的朋友，他们未必对北京有幻想，但也不至于“逢共必反”，面对现在北京对港政策步步进逼、愈来愈高压之时，究竟民主派应如何应对呢？在“民主回归”论述已经失去时代号召力之后，有什么更好的论述，去处理“中国因素”呢？他们会认为，处理好“中国因素”，才会有力地利用论述带动未来民主派的政治行动。

只处理“对中政策”并不足够

但是，面对未来几年的选战，若民主派只是处理“对中政策”，并不足够。在过往中美相对和谐之时，民主派大可集中精力，大鸣大放，讨论“中国因素”，温和的较认同“民主​​回归”的说法，激进的较接近“逢共必反”，支持者各取所需。但是，现在中美互相亮剑，香港上空刀光剑影，“美帝”近期在香港事务上动作频频。而且，不单台湾之后有大选，未来香港数年分别有三场选举：区议会、立法会及特首选举，“美帝”在东亚地区的动作，掀动着的是这些地区的选举操作。“美帝”会否利用未来这些选举的机会而作出干预呢？民主派所坚持的核心价值，包括民主自由及人权等，被外界视为与国际主流价值接近，假如“美帝”全方位介入东亚地区的政治，而北京又大力反制“美帝”之时，民主派该如何回应呢？

所以，民主派在讨论“中国因素”的时候，也应一并思考如何处理“美帝因素”，以免民主派在两强相争之时，遭到淹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