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明报发表社评指出，北京明日将会隆重集会，高调纪念中国改革开放40年，在中美贸易谈判即将展开之际，在大会上，对未来的改革开放有什麽样的宣示，是举世瞩目的焦点。而这次大会之后，据悉中央本周内马上会召开一年一度的经济工作会议，对明年的改革开放作出重大部署。在此重要的转折关头，回顾中国40年改革开放的宝贵经验，对于判断未来中国政治经济的走向脉络，无疑具有很多启示。

沧海桑田经验独特 思想解放良性循环

40年的改革开放，称得上沧海桑田，中国过去40年的变化是令人惊讶的，从经济总量只占全球1.8%的贫穷国家，发展到占全球14.8%的第二大经济体；从人均GDP只有384美元，在全球200多个国家排在倒数第七位，今年中国人均GDP预计将达到9281美元，跻身中等收入国家之列；从1978年到2018年，内地出国留学人员累积已达519.49万人，与新加坡总人口相若，成为全球留学第一大国。

正如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高斯（Ronald Coase）所言，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二战以后人类历史上最为成功的经济改革运动，中国经济的发展无法用西方制度经济学来解释，其成功是“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the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of human action）。的而且确，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中，中国既未如苏联般解体崩溃，亦未如东欧国家般完全转向资本主义，更未如古巴、朝鲜等国陷入贫穷孤立的窘境，创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同商品经济兼容的经验，是中国的独一无二创举。所以说，中国过去40年的经验是十分独特，甚至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

改革开放40年中国究竟做对了什麽？事情固然很多，首推制度创新，但这种制度创新并非“顶层设计”的结果，而是“摸着石头过河”、破禁踩线的结果，从农村分田到户，到城市个体户，改革初期的所有突破都是违反当时法律的；即使是设立经济特区、引进外资等举措，当时也都于法无据。同时，政策的宽容，容忍不平等，打破大锅饭，让中国从集体贫穷到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一部分地区先发展起来。

而这一切都离不开思想解放，40年内地先后经历了三波思想解放的历程，包括第一次1979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辩论，第二次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姓资姓社”的大争论，第三次则是世纪之交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之前围绕着“加入WTO究竟是利大弊大”的大讨论。事实证明，每一次都实现了“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

民主法治诟病最多 环境污染代价沉重

当然，内地的民主法治建设、新闻和言论环境，仍最为人诟病。40年经济大发展也令中国付出了环境污染、资源破坏、社会道德下滑等诸多沉重代价，一方面，外资对中国市场趋之若鹜，另一方面，外资公司又对中国的营商环境诸多抱怨，甚至影响到中国与欧美的政治关系；一方面，中国已有115家公司跻身世界500强之列，另一方面，每年却有大量民营企业家移民外国，用脚投票，这种焦虑从何而来？很值得当局深思。

国情与世情都发生深刻变化，贫富差距不再是激励人心的工具，而是社会矛盾的导火线，公平正义才是包容性发展的要义。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不再是简单的世界市场和世界工厂。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几次思想解放运动，都是在内忧外患倒逼下的结果，当下，中国经济发展到了樽颈阶段，下行趋势明显，各类经济社会风险正在集聚，特别是美国和西方的全面围堵来势汹汹，中国要以大改革大开放化解危局，就要拿出2001年加入WTO的勇气。

新一波的改革开放，不能也不应靠民间违法来突破，而有赖于中央的“顶层设计”，因此，改革开放2.0版本，也是对中央高层壮士断腕决心和魄力的考验。近年，有关中国改革的方向之争又甚嚣尘上，国进民退、言论空间的压缩都令人担心改革倒退，12月13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明年要“坚持深化市场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重申改革的“市场化”方向，可一纾国内外的担忧。高水平的开放，也不止是减税优惠那麽简单，还应引入先进的思想观念和管理体制，营造适应全球化的现代经济体系和良好营商环境，加快与各国的自由贸易协定（FTA）谈判和自贸区建设，迎接WTO改革的挑战。

明年是中美建交40周年，亦是两国贸易谈判成败与否的关键一年，明年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如果说毛泽东的前30年是“第一共和”的话，邓小平推动的改革开放40年就是“第二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