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时社论

法国发生“黄背心”暴乱抗议事件，反对政府原定明年1月开始课征的燃料税。示威群众在最繁华的香榭丽舍大道上和警方激烈冲突并洗劫名牌店，暴乱蔓延到其他城市，成为马克洪总统上任18个月以来的最大挑战。政府日前虽已取消这项征税计划，但群众却表示将保持周末的抗议，将议题转到“提高人民的购买力”。

理论上，提高燃料税是实现节能减碳的重要环节，具有改革的正当性。然而，马克洪上任后的一系列改革，包括取消对富人课征的“社会团结税”、逐步取消居住税、放宽劳动就业法、改革法国铁路公司等，虽然都具有理想性，企图提高国内外企业投资和经济效率，但在在都引发了争议和不同族群反弹，甚至是示威和罢工；特别是这次的燃料税，让依赖汽车生活者的生计受到严重影响，于是不分党派将各种抱怨一併爆发，震惊了全球。

本次法国暴乱的深层原因，其实和多年来的全球化及创新科技发展有关，它们导致各国的所得分配更加不均，未能获得充分照顾的基层民众或以选票表达不满，或以各种示威暴乱发泄情绪──包括美国民粹总统特朗普胜选、台湾蔡英文总统在2016年获胜、巴西极右派政党上台都是明显的案例。

经济学家皮卡提的《21世纪资本论》呈现的所得分配恶化问题，即使获得了全球广泛的注意，却没有任何国家针对所得分配恶化、薪资停滞、青年低薪或失业等问题提出有效的解决之道，也没有对沦为“局部就业”的基层民众找到改善生活的出路。许多政府都在进行改革和调整，但都未能产生立竿见影之效，但改革一旦冲击到某些族群的利益或生活，就立刻引发民怨，无论其是否具正当性。台湾民进党政府的所谓“改革”或“进步价值”，又何尝不是如此。

此外，第三世界国家和转型经济体，如中国大陆、印度、东欧、拉美在全球化下纷纷加入经济竞争，对先进和较富裕的开发中国家的经济产生了额外的压力，包括台湾、南韩等新兴工业化经济体都受到冲击，过去的迅速成长已随风而逝，恶化了上述的经济问题──各种福利贫乏的派遣工、变形工时制纷纷出现，引发受冲击的年轻人高度不满。而社群网络的运用，让选民不满的情绪更容易扩散、反弹行动更容易集结，包括美国“占领华尔街”、香港“占领中环”、台湾“太阳花学运”，都是这些不满的反映。

民众可以容忍政府调整施政的时间，或所谓新政府的“蜜月期”变得越来越短，只要一两年看不到成效，就快速反映在选票或示威上──台湾今年的“九合一地方选举”、法国此次的“巴黎暴乱”都是范例。

在社群网络威力下，无论“造神”或“毁神”都变得相对容易，这对所有政府和政治人物都构成了极严厉的挑战，必须更迅速回应民众的需求、改革的配套必须严谨完整、改革的受害者必须充分照顾，才能免除被怨恨、反对，甚至背叛的命运。韩国瑜能在几个月内迅速窜起、翻转高雄，但市府小内阁一个非关键职位的任命，却立刻引发全台关注，印证这种变化和对民主的挑战。

台湾地方分权不足，但不同区域的民众或不同族群会有不同的需求，由统一的政策来满足全民需求，会越来越无法满足分众的期待，或显得越来越迟钝而缺乏效率。在选票加持下，韩国瑜应有足够的正当性，向中央要求更大的地方分权，让地方政府有更大能量来满足地方的需要，包括分钱和分权，才可能在未来维持较高的施政满意度。

高人气的韩国瑜在“用人”上必须更加谨慎，否则稍有瑕疵立刻会引发众怒。但这种压力也会让派系和金权对政治的影响式微，让真正的人才相对容易获得拔擢而出线，未尝不是对民主的正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