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大勇

在10月14日的巴伐利亚和10月28日的黑森州选中，德国左右两个阵营均出现“新人笑，旧人哭“的场面。

右营中，建党才五年的“选项党”（AfD）不仅首度进入两州议会，而且以一跃增长9%至10%的傲人战绩高调登堂，而联盟党（即基民盟／基社盟）这样的传统保守政党却遭惨败。

左营中，百年老铺社民党（SPD）丢掉差不多11%的选票，可谓“灭顶之灾”，而被称为“新左派”的绿党却一路高歌，节节胜利，大有取代社民党成为左营老大的趋势。

这一发展趋势反映了近年来德国政治光谱的变化，非常值得花时间去分析和跟踪。

英雄不问出处

作为时代的产物，政党的兴衰与政治传统、文化思潮和社会运动息息相关。在目前活跃的德国政党中，真正源自大规模社会运动的恐怕只有社民党和绿党两家。

如果我们把“拉萨尔派”和“爱森纳赫派”这两个工人政治组织的合并日（1875年）视为社民党的建党伊始，我们就不难辨认出它的政治基因和基础：产业革命中的工人阶层。

社民党建党之时，正值德国产业革命的“突破期”和“巩固期”。1870年，德国在世界工业总产量中的比重上升到13.2%，超越法国，跻身发达工业国之列。

但资本的积累阶段是以劳工受盘剥为代价的，创造价值的阶层沦为工业化的牺牲品，人类在获得物质文明的同时，却在经历人道堕落。要人本还是要资本？社民党提出了公平和正义的政治诉求。

当时引领这场社会运动的精英，如马克思（Karl Marx）、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考茨基（Karl Kautsky）、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是一群影响至今的国际级领袖，他们所代表的各种思潮是让左派引以为豪的政治资产。

100年之后，社会在左派的不懈奋斗中进步了：原始积累时期资本对劳工盘剥的现象得到了抑制，劳工的福利不断提高。但是，资本和人本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只不过换了形式。

“人本”其实不仅关乎生产条件，还涉及人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而工业化从一开始就是破坏大自然的，只不过人们在改善生产条件之前，还无暇顾及生态环境。

战后的经济飞跃，导致对自然更加严重的破坏。此时，人们渐渐开始意识到生态对人类生活的重要性。

新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出现后，新的社会运动就会应运而生。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零星诞生的民间环保组织，逐步汇成强大的社会运动。到了七八十年代，在“性解放”“六八”等运动的影响下以及冷战的大环境下，生态保护共识日趋政治化，“反核”“反战”“环保”“女权”“民主”成为新左派运动的口号。

就这样，红绿两党顺应各自历史时期的潮流，形成德国左翼阵营中的“传统”和“现代”两派。

两党的政治理念中有相同的成分，但侧重点不同；它们既互补合作（如在地方和联邦政府中联合组阁），亦彼此竞争（争夺选民，争夺左营老大地位等）。

此“左”非彼“左”

根据笔者的观察，社民党的失败有以下几个主要原因：

一、方向不明，摇摆不定。为了争取中间选民，社民党不得不放弃部分左派特质和传统，迎合资本和企业。施罗德领导的红绿政府大幅削减社会福利的“2010议程”，虽然拯救了当时被称为“欧洲病夫”的德国经济，却最终断送了社民党与“穷人”的传统关系。

二、用传统的方法来应对新的挑战。前不久的民调表明，百姓对目前自己的经济收入颇满意，但对未来没有安全感。可社民党似乎至今尚未号到时代的脉搏，依然在沿用“均富”“增税”等传统手段解决社会问题，无法给选民提供新的现代方案。

三、迎合有余，坚持不足。造成这个局面既有外因也有内因：外因是默克尔有“它为我用”的政治手腕，对友党相当亲和，让对方在不知不觉中失去了自我。内因是社民党过于患得患失，为了参与执政，往往放弃原则，迁就附和。

四、缺乏“光环人物”。战后的社民党曾是个人才济济，群星璀璨的政党，拥有诸如舒马赫、勃兰特、施密特和施罗德这样有个人魅力的领导人。他们开创过新时代，影响过几代人。可惜，如今的社民党领导资质平平，青黄不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