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增长”并不是2017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制定的2018年的政策重心。当时的主要任务仍然是供给侧改革，通过去杠杆来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然而到了七月，由于中美贸易冲突升级，关税战进入实施状态。金融市场承压，离岸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从三月的6.3附近跌至八月初的6.9，沪指同期从3300多点回落到2800点。

去杠杆叠加中美贸易冲突，使得经济开始下行，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季度同比增速由6.8%、6.7%下滑到6.5%。因此，七月底中央政治局会议将政策目标从“去杠杆”转到“稳增长”上来，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转向双宽松。

在上半年两次降准之后，央行分别在7月和10月又两次降低准备金率，同时适度增加中长期流动性，引导利率下行。中国银行间债券质押式7天回购利率6月份在2.8左右波动，至今已经下跌到2.6。在10月IMF/世界银行年会上，央行行长易纲亦表示中国的去杠杆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宏观杠杆率已经稳住，暗示降低债务杠杆已经不是央行的主要任务，但央行同时表示不会采取大水漫灌的形式来刺激经济。

与此同时，财政部也通过减税降费来降低企业成本。财政部长刘昆表示，今年的减税降费总额预计超过1.3万亿，高于今年初设定的 1.1 万亿元减税目标。主要包括下调增值税1个百分点，部分行业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额予以退还；增加企业研发费用的所得税抵扣；个税起征点调整至5000元，并根据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住房租金和赡养老人六项专项附加综合定额扣除。

为了化解美国对中国的惩罚性关税的影响，财政部于 9 月 15 日和 11 月 1 日分两次上调了部分产品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市场普遍认为当前的减税降费力度不够，1.3万亿减税规模不到2017年中国GDP的1.7%。对此财政部表示未来会推出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此外，基建投资下降拖累了整体的固定资产投资，预计财政部、发改委和地方政府将加大基建投入、拉动经济。

“稳增长”的不少政策正在落地，但目前来看还不足以提振市场信心，也不足以改变经济下行的趋势。尤其是财政刺激政策，大部分是年初计划之内，额外的减税降费并不明显。这使得中国在与美国的贸易谈判中处于劣势。特朗普曾经不止一次表明，贸易战给中国造成的金融和经济压力比美国大，因此美国有更强的谈判能力。

相比“促开放”和“稳增长”方面的举措，结构性改革却裹足不前。虽然政府早就确定了经济改革的方向是市场为资源分配的决定性力量，但政府有形之手的力量却有增无减。中美贸易冲突的背后具有深刻的结构性因素，但除了上文提到的降低关税和放松对外商市场准入的限制，其他方面的改革却非常有限。3月份中国仓促应战，被美方打了个措手不及，但这半年以来中国应对贸易战的举措和准备仍然显得不足。

比如美方的主要诉求之一是中美贸易逆差，虽然双边贸易不平衡主要是经济因素特别是全球产业链造成的，而非中国主动追求的结果，但美国政界出于选票的考虑对贸易赤字都比较敏感，这也是70-90年代美国对日本发动贸易战的原因，因此中国不得不重视美方的这一诉求。中国一方面应该继续大幅度下调关税，同时下调进口产品的国内消费税和增值税。

以进口汽车为例，如果仅仅下调进口关税，对扩大进口帮助十分有限，必须同时降低消费税和增值税，才能显著降低进口汽车国内售价，帮助扩大汽车进口。另一方面也应该考虑鼓励企业将全球产业链的最后组装阶段转移到其他国家，比如越南、印尼、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美日贸易逆差的缩小，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日本将生产和组装转移到中国来，中国也不妨学习日本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