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8日，素有“巴西特朗普”之称的博尔索纳罗当选巴西新一任总统。他高票击败了前总统卢拉所属的劳工党候选人费尔南多·阿达。

10月29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宣布对近期地方选举失利负责，放弃竞选所在的基民盟党主席职务，并在本届任期结束后不再谋求连任。事实上，她能否完成任期（至2021年）尚存在很大变数。

对全球化的支持者而言，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德国和欧盟政坛的“默克尔时代”行将结束，这位“铁娘子”最终还是为难民问题付出了代价。奥巴马总统离任时，寄望她继续守护“西方价值观”。看来，这份荣耀与重担，只能由年轻而又雄心勃勃的法国总统马克龙承当了。后者在联合国大会上的高蹈发言，早已流露了“当仁不让”的气概；不过法国的经济状况与政治气候，未必撑得起他这份雄心。内忧外患的欧盟，是否会加速转向保护主义、民粹主义？

巴西的转向，自罗塞夫总统被弹劾下台、卢拉入狱后，已然势不可挡。博尔索纳罗的得票率高出对手近10个百分点，再次确认了民意的变化。经济起飞阶段所积累的贫富差距、腐败、社会失序等问题，在经济失速后更趋恶化，劳工党终须为此负责。这位当选总统对中国并不友善，不止一次指责中国企业的并购是“收购巴西”。

对类似指责，中国颇感委屈无奈，却早已不陌生了。仅2018年，马来西亚、巴西甚至巴勒斯坦的大选中都有此种声音。

博尔索纳罗的当选和默克尔的受挫，标示了保护主义、反全球化力量再度发威，在欧盟、拉美连克重镇。2017年欧洲大选之年，全球化力量踉踉跄跄，勉强守住的阵脚，如何经得起这番冲击？

何以至此？新的现实需要新理论来阐释，或者翻出老的理论，更见其历史穿透力与经久不衰。冷战后期，哈耶克与奥地利学派声誉日隆，驯致成为上一轮全球化重要的理论资源。物极必反，而今，冷战后的国际秩序风雨飘摇，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又被人们重新发现。他的经济“嵌含”于社会、双向运动（double movement）的思想——自由放任以扩张市场，必然招致反向的保护主义，以防止经济从社会“脱嵌”，进而保护社会，确实对当下局面极具启发。

保护主义，乃至其伴生的民粹主义，与全球化精英的主张相比，貌似缺乏理性，实则是社会的一种自发的自我保护。再好的一种理论或主义，走向极致后，难免沦为不切实际的教条。默克尔大规模接收难民，美国善待少数族群的“政治正确”，都是一种理论或价值观走向极端的例证，已经威胁到其社会结构、主流文化。招致反弹是必然的。

经济全球化同样如此。例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修改，赫然提高了汽车零配件在美国本土生产的比例（通过时薪规定）；美欧、美日自由贸易谈判中，农产品更是谈判的难点。这些都是全球市场扩张之下，社会的自我保护之举。

那么，未来的世界贸易组织（WTO）改革、世界经贸规则的修改，必然更注重对社会的保护，以矫正此前的偏差。舍此，则全球化无法继续推进。中国作为全球化的受益者和坚定支持者，应主动调整、适应这一趋势。比如，对外投资更多雇佣当地劳动力，更留意投资的社会影响、环境保护等问题，避免当地社会剧烈反弹。

反观中国国内，执政党主张统筹“改革、发展、稳定”。官方唤作：“将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与人民群众可接受的程度结合起来”。很多有识之士如郑永年，也一直呼吁在高速发展下保护、重建社会。然而知易行难，民生领域的痛点还是不少。

当前中国经济下行、贸易战前景未明，全社会瞩目于安抚企业、拼经济，这没有错，但仍不要忘记保护社会。譬如对社保征缴、环境保护等问题，也应“执中用两”，兼顾企业、劳动者和社会的利益。毕竟，只有公平和效率兼顾，效率才能长久。

保护主义盛行，经济“脱嵌”于社会，要害在于经济增长抛下了太多的人，经济列车碾压了底层。如何实现包容发展，无疑是全球面临的共同难题。谁解决好这一难题，谁将最终胜出。而且，不仅是经济上的胜出。可不勉欤？

作者是吉林省的传播公司法律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