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点 北看记

40年前的11月12日，高龄74岁的邓小平访问新加坡。邓小平参观了裕廊工业园区、建屋发展局，还在裕廊山挥锹铲土，栽下了一棵海苹果树（Pong Pong tree）。

就在邓小平回国的一个月后，中共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轰轰烈烈的改革开放由此拉开序幕。

如果不是今年中国隆重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如果不是本周中国总理李克强来访日与1978年邓小平访新不偏不倚是同一天，中国领导人估计不会主动谈到邓小平访新的历史；许多年轻新加坡人也都不知道，我们这个小国与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竟然有一段特殊的渊源。

毫无疑问，中国决定启动改革开放并不是哪一个外国所能主导，而是中国的内在需要的结果，但新加坡经验曾经给过邓小平灵感也是不争的事实。新加坡或许也给了他鼓舞，证明一个华人占多数、一党治下的国家，能够同时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并实现政治与社会稳定。

中方史料显示，邓小平回国后重新起草三中全会讲话稿，在与同僚讨论时特别提到新加坡的工资与房价、房租比。1979年10月4日，他又依据新加坡吸收外资的经验下达指示：“我们要下这么个决心，权衡利弊、算清账，略微吃点亏也干……现在研究财经问题，有一个立足点要放在充分利用、善于利用外资上，不利用太可惜了。”

新加坡官员则记得，邓小平当年寻求与东南亚国家合作以抗衡苏联和越南，建国总理李光耀则要求中国停止支持东南亚共产主义武装活动，停止无顾忌地诉诸中华民族的血缘情结。后来，中国停止了这类行为。

打开国门欢迎外资，让“邻居放心”以争取宽松的国际环境——这些都是中国对外开放的精髓，也是邓小平访新得到的一些启示。在此后四十年里，两国始终保持台前与幕后的合作。对于有幸深度参与中国的改革开放，新加坡人十分荣幸，也感念是实现了共赢。

时移势易，今天的中国已远非贫穷落后，“摸着石子过河”的封闭国家，而是举足轻重的国际大国。新加坡虽然也快速地发展，但中国这个“老朋友”有时已显得“可望不可即”，中国则抱怨新加坡“应该更理解”中国的关切。

两国对国际规则的不同观点，在2016年南中国海仲裁案后凸显，到2017年中国举行首届一带一路国家合作峰会，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未曾出席，新中关系进一步成为媒体负面报道的焦点话题。

但在两国长期合作、共同利益的基础，以及双方的努力下，去年9月新加坡领导人在中共十九大前高调访问北京，今年4月李显龙总理出席博鳌论坛，两国关系走出阴霾。尤其自美国对华启动贸易战以来，新加坡领导人多次公开发言反对贸易战，力挺贸易自由化，而且言行一致地支持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的未来投以信心。新加坡的做法，简言之，只是一贯地坚持原则立场，维护自身利益，同时愿做能共度风雨的朋友。

第33届亚细安峰会及系列会议本周在新加坡召开。新加坡是今年的亚细安轮值主席国，这一年里，亚细安与中国达成了有法律约束力的《南中国海行为准则》（COC）单一磋商文本，又举行了亚细安与中国首次海上联合军演，促进了双方的互信与合作。

也是在本周，美国副总统彭斯扬言对中国发起“冷战”；美日印澳四国联盟（简称QUAD）高官召开磋商，矛头显然指向中国。

这些胶着的局面，凸显中国融入国际遇到了新挫折，个中原因包括中国国内改革进度不足、对外关系处理手法有待改进，也有国际局势的客观变化。新加坡不能试图介入他国内政，却可以在国际合作上发力。例如，新加坡推动COC谈判，就能推进南中国海的和平稳定并保障自身利益；而从中国角度来说，继续“让邻居放心”等于减低了西方国家以南中国海问题围堵中国的口实。这是新中两国实现共赢的新实例，支持中国融入国际社会，这是新加坡能继续为中国改革开放发挥的作用。

前天晚上，新加坡与中国政府发表了李克强访新的联合声明。除了附上新中自贸协定升级议定书、新中建设“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等成果文件外，《联合声明》也直白地提到：双方将继续在“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基础上发展友好关系，新方奉行“自身的‘一个中国’政策”，双方同意“基于规则的营商环境有利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联合声明》最后一句写到：“李克强总理感谢新加坡政府的热情接待，欢迎李显龙总理2019年赴华出席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李显龙总理接受了邀请”。

当晚看到这句话，我有些五味杂陈，感觉早两年两国出现分歧的最后一笔账，在此结清了。在总结过去40年的改革开放历程时，中国有一句口号：“改革开放再出发”，愿此愿景成真；新中关系，亦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