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颖

中美贸易战以来，美国指责中国实施不公平贸易的做法聚焦于中国的产业政策，但中国政府不与美国谈判产业政策问题。

由此引发三个问题：第一，产业政策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第二，产业政策在中美贸易战中的地位；第三，中国的产业政策是否可以转向竞争政策？

第一，产业政策是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中心，是共产党领导经济的实现方式。党领导经济是通过政府的政策予以体现，中国宏观经济政策体系包括产业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区域政策，其中，产业政策是中心，比其他政策更直接影响经济。

中央财经领导委员会办公室原副主任杨伟民，曾任国家计委产业政策司司长，他在1993年撰文指出，产业政策的“实质是国家对经济生活和资源配置的干预”，并强调，中国产业政策是为了优先发展重点产业、扶植幼稚产业、限制过剩产业以及纠正市场失败。中国产业政策的首要目标是赶超发达国家。

1987年中国正式引入产业政策，1988年国家计划委员会专门成立了产业政策司，刘鹤、杨伟民是产业政策司的核心成员。当年坚持计划经济的人觉得产业政策可以作为掩护，最大限度地保存传统体制的血脉，所以接受了从日本传来的产业政策。产业政策对中国经济几十年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使中国某些新兴产业走在世界前列，突出的例子是高铁。

由于政府借助掌握的生产要素直接配置资源，其消极作用是扭曲市场，产能过剩仅是扭曲市场的一个结果。中国产能过剩主要集中在钢铁、煤炭、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等行业。而产能过剩会引发国际贸易摩擦。

第二，产业政策是中美贸易战的焦点。特朗普政府一再指责中国实施不公平贸易，主要内容包括不遵守入世承诺、不遵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侵犯知识产权、强制性技术转移、大规模补贴国企。

这些内容都可以在以下中国产业政策的手段找到依据：税收减免优惠、直接财政补贴、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激励、研究开发补贴、特殊收费政策、产业组织政策、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出口导向和进口替代补贴、定价转移类补贴。

美国政府一再要求中国政府进行“结构性改革”。结构性改革就是劳动力、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配置的机制和效率的改变，这一改变就是改变产业政策，就是走市场化道路。特朗普发动贸易战要打掉中国政府强干预经济的手，要与中国在市场经济的平台上合作。如同美国副总统彭斯演讲所说的：“我们将继续要求与中国建立自由、公平和对等的经济关系。”

从中国政府看问题，美国政府剑指中国产业政策，是直接挑战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从底线思维出发，不拿原则做交易。今天中国经济强大的地位就是由许多庞大产业支撑的，比如高铁。高铁支撑了中国国力，也是中国影响世界的利器。产业政策就是中国发展经济的利器，中国经济做大的原因不全是市场经济的贡献。剥夺中国的产业政策就是在切割中国经济的命门。

中国是一个讲政治的国家，经济问题会上升到政治高度去认识。列宁有一句话，“政治与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此话给中国大陆人留下很深的烙印。再以高铁为例，西方国家不理解，中国高铁亏损，为什么还要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