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对国际层面的事物发展缺乏预判能力。贸易战绝非新鲜，历史上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也必然会发生在中美两国。但很长时间以来，大多数人都相信中美之间的贸易战不可想象。美国学者提出了“G2论”，或者经济上的“中美国”，中国学者相信“夫妻论”。

两者的依据是一样的，即中美两国之间高贸易依存度。不过，实际上历史经验已经表明，高贸易依存度不仅不能避免贸易战，反而会促成贸易战，取决于进出口是否平衡。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欧洲国家之间的贸易依存度，并不比今天中美两国的低，但最终欧洲国家之间还是发生了战争，并且是热战。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美国与德国和日本之间也发生了贸易战，而德国和日本还是美国的同盟，安全上完全被美国所整合。

中国和美国既缺乏欧洲国家之间那样拥有共同的文化和价值观，也缺乏美国与德、日之间那样的同盟关系，因此贸易战几乎是必然的，尽管贸易战对双方都会是伤害。

基于简单而乐观的假设，中国对贸易战没有做任何准备。直到贸易战来了，人们还简直不敢相信，认为只有特朗普这样的“疯子”才会这样做。这种认知更没有驱使有关方面去认真解决中美贸易逆差的问题。

尽管多年来，中国高层也一直表示不以追求贸易顺差为目的，但在政策层面的确缺失有效性。中美双方的贸易不平衡也并非是中国的原因，更多的是美国的原因，因为美国不愿意向中国出口高科技。但不管是谁的原因，巨大的贸易逆差都要去解决，如果得不到解决，肯定要发生严重的后果。

第三、对事物的本质缺少判断能力。很长时间以来，在外交政策上盛行“经济决定论”，一切为了经济，考虑问题也基本上过分强调单向面的经济要素。就贸易战而言，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贸易战仅仅是经济问题吗？

很多人停留在经济思维，仅仅从经济上来理解贸易战。理性地说，贸易战发生了，如果能够把此局限在经济领域自然是最理想的，人们也不能用其他手段来解决贸易战。但如果不能考虑到贸易战的外部影响，就会判断失误。就这次贸易战而言，一些人对中美关系演变的本质缺失正确的判断。

贸易战仅仅是其中一种体现方式（或者特朗普方式），如果没有贸易战，也会以其他方式体现出来（例如在南中国海、台湾、朝鲜半岛等）。中美关系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就需要全面的调整；调整好了，就可以维持和平；调整不好，就会发生冲突。这也是历史所证明的，即人们所说的“修昔底德陷阱”。

第四，最为重要的是暴露了社会反应的脆弱性。对内部来说，社会的脆弱性是最为关键的。概括地说，社会的反应表现为两个极端。在一个极端，一些人支持美国的贸易战，幻想来自美国的外在的压力少，则促成政府降低进口关税，多则促成内部的进一步改革。

特朗普在中国可能要比在美国更受欢迎。直到今天，特朗普和美国的主流社会（尤其是媒体）一直处于对峙状态；在中国则不然，一些人对特朗普的政策抱有过多的幻想。就贸易战而言，外在的压力从来没有促成内部更好的发展，这从德国和日本的例子里面可以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