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E·施蒂格利茨

随着11月国会选举的临近，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到了美国。特朗普两年前赢得大选后产生了许多令人担忧的问题，这次的选举结果将能为此提供答案。

美国的选民会否宣告，特朗普其实并非美国精神的代表？他们会否摒弃他的种族主义、厌女主义、本土主义和保护主义？他们会否说他那种抵制国际法治的“美国优先”理念，不是美国所要捍卫的？又或者他们会明确表示，特朗普的胜利并不是一个推举出一名有缺陷被提名人的共和党初选，与一个产生了特朗普理想对手的民主党初选共同造就的历史意外？

由于美国的未来岌岌可危，因此对于2016年大选结果成因的激烈争论，可不仅仅是一个学术议题。关键是民主党，以及类似的欧洲左翼政党，应该如何对自身进行定位以赢得最多的选票。他们应该倾向于中间派选民，还是专注于动员那些年轻、进取和热情的新人？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后一种方法更有可能带来选举成功，并减弱特朗普所构成的危险。

美国选民的投票率很低，在非总统选举年份更是糟糕。2010年，只有41.8%的选民投了票。根据美国选举项目发布的数据，2014年只有36.7%的合格选民参与了投票。民主党的投票率更低，尽管在这个选举周期似乎有所上升。

人们经常说，他们不投票是因为觉得投哪边都一样：两党是半斤八两。但特朗普证明了这种说法是错的；那些在去年将所有财政纪律的托词抛诸脑后，投票赞成为亿万富翁和企业大幅减税的共和党人，已证明了这种说法是错的；而那些无视布雷特·卡瓦诺（Brett Kavanaugh）的误导性证词以及过去不端性行为的可靠证据，依然提名他担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共和党参议员，也证明了这种说法是错的。

不过，民主党人也要对选民的冷漠负责。该党必须克服自身与右派勾结的长期历史，包括克林顿时期的资本利得税减免（使收入最高的1%人更加富裕）、对金融市场放松管制（推动了迈向大衰退的进程），以及2008年的银行救助（却对失业工人和面临房屋强制拍卖的房主帮助甚少）。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里，该党有时似乎更注重赢得那些资本收益者，而不是工薪阶层的支持。许多留在家中的选民都抱怨民主党人只会抨击特朗普，却拿不出一套真正的替代方案。

选民对不同类型竞争者的渴望，体现在他们对前总统候选人参议员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和纽约市28岁的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等进步派候选人的支持上。后者最近在民主党党内初选中，击败了众议院排名第四的民主党议员。

像桑德斯和奥卡西奥-科尔特斯这样的进步人士，已经设法向选民传达了一个极具吸引力的信息，而民主党要赢得选举就必须动员这些选民。他们寻求通过提供体面、高薪的工作，重建财务安全感，确保获得优质教育（而没有现在把许多毕业生压得奄奄一息的学生贷款）以及适当的医疗保健（无论先前的健康状况如何），来重新过上中产阶级生活。他们呼吁提供负担得起的住房和有保障的退休生活，使老年人免被贪婪的金融业所掠夺。他们也要求通过抑制市场力量、金融化和全球化的过度行为，以及加强工人的议价能力，来营造一个更具活力、更有竞争力和更公平的市场经济。

通往中产阶层生活的这些条件是可以实现的。半个世纪前，当这个国家比现在更加贫穷时，人们都能负担得起这些；而今也依然负担得起。事实上，美国经济和民主都无法承受不去壮大中产阶层的后果，而政府的政策和计划，包括医疗保险、补充性退休福利或抵押贷款的公共选择，都对实现这一愿景至关重要。

民众对这些进步性方案及推动它们的政治领导者的踊跃支持，令我深感鼓舞。在一个正常的民主国家，我有信心这些想法会占上风。但美国政治已被金钱、“杰利蝾螈”（Gerrymandering，不公正的选区划分）和大规模剥夺公民选举权的企图所腐蚀。 2017年的税收法案无异于向企业和富人行贿，好让他们掏钱支持2018年选举。统计数据显示，金钱在美国政治中举足轻重。

即使这个国家的民主制度有缺陷，包括有人在合力阻止一些人投票，美国选民的力量仍然举足轻重。我们很快就会知道，这一民意力量是否比流入共和党金库的金钱更为厚重。美国的政治和经济前景，很有可能还包括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繁荣，都将取决于这个答案。

作者Joseph E. Stiglitz是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他的最新著作是《重提全球化及其不满：特朗普时代的反全球化》（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Revisited: Anti-Globalization in the Era of Trump）。

英文原题：People vs. Money in America's Midterm El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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