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惠吉

曾几何时，“公共知识分子”（公知）这个词在中国已经被污名化了。网上有个段子是这么说的：

进阶版的分雌雄。比如公的是凤，雌的是凰；公的是鸳，雌的是鸯。那么蜘蛛怎么区分呢？答曰：“公知”与母猪。后面有人再跟一句：请不要侮辱母猪……

然而崔永元也在“公知”之列。在《联合早报》言论版看到一篇讲公知的文章，是乔新生写的《中国公共知识分子为何信誉破产》。因为首先想到了“斗士”崔永元的艰辛，以为能看到点新鲜东西，结果不免失望。

乔文上来就谈道德建设，假设了知识分子的道德高度。这虽然有点自说自话、唱高调，但也算传统思维吧，无可厚非。但是对于中国公共知识分子“信誉破产”的剖析未免流于粗率：要求公知们“提高道德水准，在社会生活中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实在是好奇如今中国的价值冲撞那么厉害，“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居民完全两个语境，到底现在是何方神圣在起“模范带头”作用了？吃瓜群众到底错过了什么，暂且不说“资格论”违背言论自由的基本公民权，但觉得这种调子实在是太离奇太复古。

“论迹无完人”，但作者称，“公共知识分子必须充分意识到自己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必须具有大公无私的精神，在名利面前必须保持谨慎与克制，万万不可为了名利而成为公共知识分子……”我老老实实地觉得：调子太高了，俨然某种入党宣言。不能说不好，而是不切实际。谈不出具体问题来，一味在“道德”上练声，这是阿Q们流行了两千年的诛心之骂，倒是不稀罕呢。

有些学者分析得比较深入。从“民众喉舌”到“人民公敌”，公知被列出“七宗罪”：一、人人争当公知，公知进入“传销”时代；二、不自知与低幼化；三、霸道与戾气共冶一炉；四、立场大于是非；五、变身“姿势分子”；六、既得利益者与学术霸权；七、批判中国体制与赞美美国。

乔文所谈的“二道贩子”与其中的第七点有些相似，除了诛心之骂，总算有些实在的东西。

新加坡没有可与中国“大V”相提并论的“公知”。虽然不存在尽善尽美，但是诸如社会良知与人心焦虑的巨大黑洞是不存在的，算得上“政通人和”，也就没有呼唤、没有土壤、没有需求。因为民智已然被开发了，法治社会井然有序，这样的背景下人们讲究的是低调言论。报章上也有一些在职业内人士的高论，要么就是非常新颖的视角，要么就是更加深刻的思考。当然，这种熙和的另一面就是少了波澜和热闹。不像小崔这个中国当前算得头号的大“公知”，搞得翻江倒海，舆论能到一百度。

这个案例本身说明：一、作为建设性的批评者、揭发者，公知的影响力可以成为国家改革发展的合力之重要部分；二、官方对公知的包容是广开言路的最好例证。再多黑化的偏见也没用，人们一看政府的态度，对其进步的决心必当了然。《环球时报》胡锡进说得好：没公知不行，公知太能带动节奏也不行——这是公允的，比乔文高明。

有些阔别中国多年的新移民和我一样，发现自己对中国的一些新闻已经无法习惯了。比如范冰冰失踪、孟宏伟失踪。好友特地长途电话告知：中国很好，中国人很好，不要被一些西方媒体的“黑化中国”所误导。接到这种电话的滋味是很特别的，一方面由衷地愿意相信这是真的，亲友们能够生活美好；另一方面我已经被“考虑中国的实际情况”这个问题问到词穷而顿悟：法治就是法治，人治就是人治，掺和人治的“法制社会”必将产生虚伪政治和全民焦虑。在言论自由不能落实的阶段，民粹和代表部分民意的“公知”是一种平衡。为了社会稳定，还是应该善视这种历史必然现象。至少，不应片面地作诛心之骂。

作者是私企合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