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点   北看记

世界最长的跨海大桥、全长55公里的港珠澳大桥，本周正式通车了。这座耗资1200亿元（人民币，下同，240亿新元）的浩大工程，将加速粤港澳三地一体化，也让几乎被遗忘的中国最早经济特区之一的珠海，再次带回各方的视线里。

1980年8月26日，告别文革还不太久的中国领导层，做了一个重大决定：全国人大批准在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厦门设置经济特区。深圳与珠海两个经济特区同日正式成立，厦门经济特区的建设地点和范围，同年10月7日被国务院同意批准，汕头则在隔年10月16日才成立。

虽说深圳、珠海、厦门和汕头都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特区，深圳和珠海甚至可说是同一天“生日”，但大家起点与“身世”根本不一样。首先，深圳特区成立时的面积是327.5平方公里，珠海却只有6.8平方公里，厦门和汕头更小，分别只有2.5平方公里和1.67平方公里。虽然珠海特区在1988年扩大到121平方公里，厦门特区在1984年扩大到131平方公里，但还不到深圳特区面积的一半。

四个城市政治地位也不同，深圳在1981年即成为副省级城市，厦门要到1994年，珠海、汕头只是地级市。

更关键的是，深圳拥有与香港仅一水之隔的巨大压力兼优势，让这座城市蕴蓄了上下合力冲破旧制与条框、与外界接轨的强烈诱因与冲动，并有机会接受大量港资。事实上，早在1980年前，在1978年12月正式结束文革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高层的改革者已经想着在深圳（当时为宝安县）打造对外开放的“试验”区。

1978年10月，61岁的袁庚被派到香港主持招商局工作，考察过香港后，袁庚那年底到1979年1月先后向交通部和向国务院呈报了在广东宝安县兴建全国第一个出口加工区的请示。1979年7月20日，蛇口工业区正式启动。

差不多同个时候，刚复出政坛的习仲勋于1978年4月被派赴广东、先后任职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和第一书记。史料显示，广东当时正值“偷渡外逃”的高潮，习仲勋到任后第一次到地县市考察，就到了偷渡情况最严重的宝安县。当地从1950年代以来，外逃人员达4万零598人，占全县总劳动力大约30％，有三个村子全部逃光，土地丟荒了，人心也不稳，成为地方政府棘手的难题。

为了缩小与香港差距，发展生产力，习仲勋在1979年4月到北京开会时要求给广东放权，于是有了邓小平那句后来广为流传的话：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上述种种现实压力与当年为政者敢于涉险、不畏个人安危的勇气，为1980年深圳等特区的成立打开了局面。而深圳特区发展一枝独秀，许多历史学家与老深圳市民也没忘记第一任市长梁湘顶着骂名，带领深圳创造奇迹的历史贡献。

时间快进到2017年，深圳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2万亿元，不仅直追当年宝安县民的偷渡目的地香港，更是将厦门的4351亿元远抛在后。相比之下，GDP只有约2500亿元的珠海与汕头，更是黯然神伤。

此前走过1998年到2004年的艰苦探索期与困惑期的深圳，如今成了中国风投资金与高新技术产业的集中地，并且是人口最年轻的一线城市，前景依然熠熠生辉。

是什么因素构成了深圳的成功？人们可以分析出许多理由：临近香港的特殊地理条件，敢于作为的地方官、中央的支持、准确的定位、创新的DNA、移民文化等等。也有人认为，深圳的成功秘诀只有一条，即毗邻香港和吸收了香港的开放与市场经济，政府避免过多地直接干预产业和企业发展，与市场保持距离，但创造有规则的环境。

深圳的地理优势不可复制，但是其成功要素却可以被其他城市借鉴学习。在改革开放40周年的此时，中国在国际国内都面对新形势新挑战，高层多次强调将通过坚持改革开放，来克服当前的困难。但是何谓改革开放？回顾过去40年的经验，核心要义是市场化、法治，减少政府干预，在明确方向后，再多的信心喊话都不如几个实招，也唯有如此，才能将改革目标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