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他们享有的机会，这些超级富豪所付出的劳动和对社会的贡献，远远小于他们所占有的巨额财富。而这种机会只有一小部分是企业家在市场竞争中，靠打拼创造出来的；很大一部分是靠寻租得来的，更多是由市场形态变化，技术发展，地缘经济形势，人口、资源、制度、政策等方面的变化，客观造成的。他们成为富豪主要是幸运：出身优越，在恰当的时间出现在恰当的地点等；换上任何其他人也同样能成功。因此，他们的财富、地位和优越感都缺乏充分的合理根据。

为社会做贡献、为没有他们那样幸运的大多数创造机会、提供帮助应该是他们的本分，而不应该理所当然地拿高收入，像范爷们一样，将依法纳税当成国家对他们的盘剥，千方百计地逃避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

中国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

在中国，国家掌握了大量资源，对经济活动的干预能力也超强，因而存在着大量寻租空间，财富也更容易向少数权贵集中。混迹官场也成了中国式赌场资本主义一个重要特点。中国在许多方面都在学美国，基尼系数也已经非常接近美国的了。

再看看日本，那里贫富差距要小得多，CEO和普通员工的工资差距也比美国小得多，但照样产生了高质量的企业和高经济增长。这就戳穿了“市场规律”的神话。日本的相对均富是建立在文化传统和社会共识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赤裸裸的金钱关系上的。从文化传统上看，中国的收入分配应该更像日本，但事实上却在朝美国看齐，这是因为缺乏社会共识和对社会主义命运共同体的认同。

工业革命取代了大量的体力劳动，同时创造了许多脑力劳动的工作岗位。新的技术革命，特别是人工智能的发展，正越来越多地取代脑力劳动，但我们还想象不出体、脑力劳动外有什么新领域，可以产生足够的新就业机会，来接替正在消失的脑力工作岗位。

未来的趋势已经很明显：生产足够全人类享用的产品和服务需要的工作岗位越来越少。怎样能将少数人生产出来的财富，让大多数人分享，以免他们沦为以色列学者赫拉里所说的“无用阶级”？这是一个与人类命运攸关的大问题。

收入分配应该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所在。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远不成熟，在怎样让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接轨、融合，怎样解决生产和创新的动力机制，并和收入分配制度有机结合等等方面，仍有大量的问题需要探讨和创新，并且只有探讨和创新一条路可走。因为很明显，发达资本主义在这方面已经黔驴技穷、无招可使了。

中国有条件，有基础在这方面努力为万世开太平。首先要做的是建立社会共识，保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不毁于赌场资本主义，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制度创新。

过去几年，中国在国企的收入分配制度上已经作了大幅度改革，老总的收入比较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了。类似的改革在体育界也正在起步，在商界也造成一定的冲击波。范爷被查看似一个偶然事件，却又蕴含着中国政治逻辑的必然性。它标志着演艺界收入分配改革的开始，标志着中国拒绝走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尤其是英美式资本主义的老路，并在将来重蹈它们的覆辙。

这些改革能否成功，要看中国能在多大程度上摆脱市场神学和旧社会主义观念的束缚，能在多大程度上重建社会共识，并在制度创新上取得突破。如能如此，以上所述就可被视为范爷逃税事件的历史意义了。

但中国也存在一种现实危险，即既得利益集团为了自己利益的最大化，执意将中国引向赌场资本主义。和西方国家一样，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总是和权力搅在一起的，但中国却没有民主选举这一层保险，须要靠共产党的自我净化来坚持政权的人民性。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