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在35个受危机影响的国家，逾7500万3岁-18岁的儿童和青少年亟需教育支持。

ECW主任亚丝明•谢里夫(Yasmine Sherif)表示：“特殊事件需要特别的解决方案。”在上个月于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上，有7000万美元的新资金得到了承诺，从而使该组织筹集的资金在明年春天可能举行的正式认捐会议之前，就达到了2.73亿美元。

许多“社会影响力”(social impact)组织和慈善组织也在参与创新的融资结构，如促进发展的债券等。

瑞银慈善基金会(UBS Optimus Fund)和儿童投资基金会(Children’s Investment Fund Foundation)支持印度拉贾斯坦邦的一支女童教育债券，后者根据结果付钱。现在有另外两支印度债券参与了进来。

经验丰富的“社会影响力”投资者罗纳德•科恩爵士(Ronald Cohen)正在为印度和非洲更大规模的“教育成果基金”(education outcome funds)做准备，这些基金与结果挂钩并由私人资本支持。

与医疗一样，在中低收入国家，大量教育资金由家长自掏腰包。考虑到公共资源存在的缺口，这可能是一种务实的办法，并可以带来更好的结果。然而，这也引发了对持久标准、资源质量和公平性的担忧。

在私人投资者支持的医疗和教育项目中，许多常常“挑选”中产阶级人士为帮助对象。这种方式可能会进一步侵蚀穷人的医疗和教育资源，因为这些项目会招走最好的医生和教师。

英国救助儿童会(Save the Children UK)首席执行官凯文•沃特金斯(Kevin Watkins)表示：“教育极大地促进普惠式增长、就业和医疗事业发展——但政府和援助提供者对教育的资金支持长期不足。他们需要扩大对教育的资金支持，并让更大比例的教育资助流向最贫困人群。”

译者/裴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