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愚：在一个正常国家，批评者会自觉与政府保持距离，其存在的价值就在于审视后者，让它感受到如芒在背的压力。

崔永元揭露阴阳合同逃税，女星以罚代刑，背后大佬安然无恙，被誉为正义捍卫者的本人却备受警方折磨；

首师大一新生与其父一起殴打良心医生，舆论哗然之后，学校声称严肃处理云云——此乃惯用的家法替代国法方式：对侵犯他人生命权、涉嫌犯罪的成年人，不是绳之以法，而是绳之以校纪；

河南鲁山县一初中男生强奸女生，在检方调解下，以赔偿八万元而和解——当地官方宣称此为传递正能量；

还有层出不穷的霸座、碰瓷案例，无一不是和稀泥了结，讹诈竟然成了一门轻松省力的发财活；

罪与非罪，正义与邪恶，在中国全被硬性维稳成了一笔糊涂账。

良知横遭践踏，好人沉默不语，兽性却这样一点点被激发出来：权力阶层肆无忌惮，财势集团有恃无恐，黎民百姓穷凶极恶……偌大的中国，日渐陷入丛林法则主宰的险恶泥潭，置身其中令人不寒而栗。 一言不合，则大打出手，甚至置人于死地。目睹恶人恶行，劝解都有杀身之虞，更遑论什么见义勇为了。

铺天盖地的暴虐之气几乎令人窒息，正常的生存都变得异常艰难。人性的变异，我感觉用兽性勃发一词似更恰切些。隔着荧屏看摄像机构造的动物世界，牠们所表现出来的兽性，好像并不那么可怕，有时甚至还有一丝可爱；但若闯入牠们的领地，感受到的恐怕就没有什么温情了，你只会吐出残酷、血腥之类顶级判定词。人类社会若任由兽性大发，我们感受到的恐怕就是苦难无边的地狱。

无法无天，再孱弱的人也会蜕变为蛮横之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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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典礼竟然成为浙江传媒学院教授赵思运的滑铁卢。

他因在对新生的致辞中提倡爱国的批评而被处分。校方给出的结论是“存在违反政治纪律的问题”。所谓“政治纪律”，翻译成大白话，即与官方设定的思想导向不合。此事在广布罗网的今日并不令人诧异。

批评乃天赋人权，本无所谓前提。但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中，动机非常重要，因此就有了“爱国”“爱某某”之类前提条件。

四十年前，当局为收拾人心，给右派及各类牛鬼蛇神平反，被整惨了的人们泪水横飞，有如受委屈的孩子向“祖国母亲”撒娇：大人，你误打了孩儿！俺们是爱你的！即使这样秉承屈原“九死而不悔”精神的哀婉文学，官方亦不许可。他们担心泪水之后的诘问：我们这样爱祖国，祖国为何要折腾我们？也就是老舍在《茶馆》里所发的天问：我爱咱们的国，可谁爱我呢？我们为何不能选择祖国（其实是政权）？自命人民靠山的祖国为何视人民为敌？

“一位苦苦恋着祖国的归国老画家，面对这个让他备受磨难的国度，只有在临死前在雪地里划下一个巨大的问号——这是对他灵魂的质问，也是对这个国家的质问。”

诗人没有说出的心语是，他们取代太阳，直接奴役人，太阳和人至此阴阳永隔。所以，当白桦写下《苦恋》并被拍成电影后，当权者便动了杀机。

大一统政权鼓噪的“爱国主义”，到最后就剩下了屈原式的死谏。做一个受虐式的自轻自贱的爱国者吧！对识时务的智识者而言，这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知识分子的天职即是批评，他们是握有无限权力的政府的天敌，其批评的目的不是为了爱国（即政权），而是制衡权力，使其不敢也不能妄为，最终达成捍卫国民权利的使命。当批评者与政府暗通款曲甚至公然合流之后，被损害的将是国家和民众的利益。因而，在一个正常国家，批评者会自觉与政府保持距离，其存在的价值就在于审视后者，让它感受到如芒在背的压力。

批评的价值就在于批评，颟顸自大不愿受约束的政权，自然容不得真正的批评。诡异的是，赵教授所倡导的“爱国者的批评”本应为当权者所好，如今却也被视为大逆不道了，这是新时代才有的特征。

爱国的批评尚且如此，不爱国甚或厌国者的批评销声匿迹就毫不奇怪了。拔掉杂草，剩下的就是恭顺无害的官草了。是的，有点单调，但他们不就喜欢唯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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