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种制度结构，也就是以市场制度为主的经济制度，和保证市场制度不被侵蚀和损害的政治制度。中国改革开放所需要的正是这种制度资源。我们不能不承认，在四十年的改革过程中，除了本土制度资源，有大量制度是对美国制度的仿效。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用开放促改革”。

反过来，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是中美战略合作关系的重要保证。如果中国还停留在文化革命，对内搞阶级斗争、实行计划经济，对外输出革命，就不可能有如此的中美战略合作关系。

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仅给民众带来了经济自由，还带来了政治结构上的变化。思想解放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放开了对言论自由的钳制；市场经济自由让人身摆脱了单位的桎梏；市场在更多的方面起作用减少了政府对社会的直接支配。

而要实施市场规则，就要依赖于公正的法治结构。这样一个朝着市场化、法治化和政府民主化方向前进的中国，才能在战略上为美国所接受，也才能形成中美战略合作的格局。

毋庸置疑，改革开放使中国与美国及整个西方世界消除了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在价值观上逐渐接近。如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将工作重点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就是从强制性革命转变为和平的改革，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转变。这种转变不再认为只有通过暴力革命才能建立一个理想社会，从而给人民带来幸福；而是要通过人与人之间的谈判与交易创造财富。

为了进行市场化改革，就要摆脱僵化的意识形态束缚，就要用“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的哲学。

经过40多年的演变，市场被抬到了“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高度；“依宪治国”也进入了中共代表大会的决议。

更有中共提出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大部分与美国和西方世界认同的价值观重叠，如自由、民主、法治、平等和公正等，其它部分，如文明、和谐、诚信和敬业等，也与美国和西方世界的价值观不相矛盾。应该清楚地认识到，这种价值观的接近和认同，才是中美战略合作的基础。

由于有了价值观上的接近，中国在国际关系中才会被认为是一个和平和稳定的因素，而不是一个声称要推翻资本主义世界，不惜使用暴力的国家，才有可能被人看作是可以信赖和紧密合作的国家。

这样的国家主张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国与国的争端，而不是动辄诉诸武力，才能为世界提供一个稳定和公正的国际秩序。

因而，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中美的战略合作，是互相依赖的两件重要事情。也就是说，不存在没有改革开放的中美战略合作，也不存在没有中美战略合作的改革开放。四十年来，这两个重要因素恰巧同时发生，并且“太上不知有之”地发挥作用，使得中美两国以及世界同时受益。所不同的，是中国受益更大。

因为在40年前，美国就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而中国的人均GDP倒数前十。因而，较之美国，中国更应珍视这一改革开放与中美合作的互补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