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聚焦

现在越来越多学者关注中国高等教育中出现的道德取向问题，一些教师呼吁，应当重建中国高等院校的道德体系。不过在笔者看来，高等院校道德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是知识分子问题，如果知识分子缺乏道德观念，中国高等院校不可能培养有道德的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是立足于本职岗位，踏踏实实敬业爱岗的专业人士。知识分子和公共知识分子的区别就在于，公共知识分子往往脱离自己的本职工作，从事一些政治家的工作。部分公共知识分子不是使用自己专业语言表达意见，而是使用政治语言和政治表达方式，吸引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中国公共知识分子之所以成为人们奚落的对象，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公共知识分子自身缺乏道德约束，他们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发表看法，可是，私人生活非常混乱。

虽然一些中国公共知识分子援引美国著名黑人政治活动家马丁·路德·金的言行为自己辩护，认为在社会大变革时代，自己所宣扬的观点和自己行为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黑人运动领袖照样可以嫖娼，不能因为在个人生活中出现问题，而否定他的观点。这是把公共知识分子和政治人物混为一谈。

公共知识分子必须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准，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社会生活中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如果把自己混同于政治人物，按照政治人物行为标准要求自己，那么，公共知识分子就变成了真正的政客，公共知识分子就丧失了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资格。

其次，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是二道贩子，他们从西方国家贩卖一些观点，丝毫不考虑中国的实际情况。一些公共知识分子频繁介入具体案件，但是，他们缺乏分析具体案件的能力，以至于在讨论具体案件过程中增加许多政治性语言，使自己的观点很难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公共知识分子和普通人区别就在于，他首先是知识分子，然后才是有影响的公共知识分子。

如果公共知识分子缺乏最起码的学术素养，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不能表达自己的意见，或者不能使用专业的语言解释社会现象，公共知识分子就会混同于社会运动领袖。如果这些人高举着公共知识分子的幌子，贩卖自己的观点，必然会贻笑大方。

部分学者认为，当年鲁迅曾经讽刺那些冷漠的看客，认为中国公共知识分子之所以受到批评，就是因为中国社会上出现了太多的冷漠者。他们不了解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他们不关心其他的群体，因此，当他们自身利益受到严重损害的时候，没有人站出来为他们呼吁。

其实，这种自我辩护丝毫无法掩盖公共知识分子的缺陷。公共知识分子应当意识到，只有通过正当合法渠道表达自己的意见，才能真正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

如果把弱势群体当作宣扬自己观点的工具，把弱势群体苦难遭遇看作是所谓“启蒙运动”卖点，不仅会使弱势群体生存更加艰难，而且更重要的是，会在自觉或者不自觉中沦为某些国家的工具。

鲁迅从来都没有把任何国家的政治制度，看作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也没有强调所谓的普遍价值。鲁迅之所以强调拿来主义，就是因为他意识到在中国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借鉴先进事物。但是，中国必须走自己的路。如果总是模仿别人，最终必然会邯郸学步，东施效颦。

部分学者认为，当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所面临的困境，就在于无法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因为公共知识分子离开了现行体制，几乎没有生存的空间。因此，他们呼吁为公共知识分子表达意见提供必要的空间，他们希望公共知识分子生活得更加体面。

对一些所谓公共知识分子的诉求，社会各界应当给予充分的理解，因为一些公共知识分子之所以出入于各种公开场合，目的无非是为了“名利双收”。如果他们生活困窘，他们就会失去担任公共知识分子的热情；如果能给他们予必要的物质待遇，他们就会更加起劲表达自己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