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还是回到“中国，是朋友还是敌人？”这个问题。恕我直言，这个问题背后是比较典型的西方式或者说美式思维逻辑，这种逻辑的最大特点是黑白分明、非此即彼、你赢我输、零和游戏。

同样逻辑的论述还有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所说的：“要么与我们在一起，要么就是我们的敌人”（with us or against us）；还有特朗普总统与中国贸易争端的假设：中国贸易顺差，便是中国得了好处，美国吃了大亏。

依我个人之间，远比这两位政客更加睿智的两位哈佛教授似乎也没有摆脱同样的逻辑，我指的是萨缪尔•亨廷顿教授，他多年前提出了“文明冲突论”，还有格雷厄姆·埃利森教授，他提出了“修昔底德陷阱”，尽管埃利森教授的本意是力求避免中美两个大国爆发冲突。我认为这两种观点背后的逻辑还是零和游戏、你赢我输，是一方崛起必然要以另一方衰败为代价。

中国有着历史没有中断的古老文明，我们的政治文化传统似乎比欧洲的更加包容和淡定。我们一直认为寸有所长，尺有所短，不同文明、不同民族完全可以互相借鉴，取长补短，最终实现双赢多赢。

如果以中国政治文化的视角来提出问题，我们可能不是问“这个国家是朋友还是敌人？”而是问“这个国家是朋友，还是将要成为朋友？（a friend or potential friend?）”。

换言之，在中国政治文化中，特别是处理国与国关系的政治传统中，所有国家都是现在的朋友或者未来的朋友，我们不以意识形态划线，不以政治制度划线。即使某个国家由于种种原因目前与中国的关系困难重重，但我们坚信，最终我们可以创造条件化敌为友。中国今天外交政策的最大特征，我个人认为，就是与所有国家打交道，力争与所有国家都成为朋友和伙伴。

透过“朋友还是敌人”和“朋友还是将要成为朋友”这些字面的差别，我们可以看到中西方两种政治文化传统的差别，特别是宗教传统的差别。

欧洲历史上有上千年的宗教战争，不同的宗教之间，同一宗教内部不同的教派之间都打过无数的仗。相比之下，中国历史上也有各种各样的战争，但鲜有宗教战争。这种巨大差别很大程度上，我个人认为，与西方一神教传统有关。一神教传统往往意味着：你和我的信仰不一样，你就是异教徒，我是正确的，你是错误的乃至邪恶的，我必须把你变得与我一样，否则你就是我的敌人。

相比之下，中国宗教传统本质上是包容与综合的，所以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儒释道互相交融、相得益彰的局面，使中国成功避免了长期宗教战争的煎熬，这大概也是中国历史得以延续数千年而没有中断的主要原因之一。

当年伏尔泰、莱布尼茨、斯宾诺莎等欧洲启蒙思想家面对政教合一、宗教战争频发的欧洲，都高度羡慕和赞扬中国这种他们称之为“自然宗教”的传统，也就是切近自然、非政治化，非零和游戏的伟大传统。

当然中国宗教传统还有一个特点，即不允许宗教干预政治，所以中国政教分离的传统源远流长，我们对此感到自豪。

正因为如此，如果从中国人的视角来看待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就会发现埃利森教授所举出的16个案例几乎都是笃信西方政治文化中非此即彼、零和游戏的国家。这种情况拿到今天来比喻中国这样一个不相信零和游戏的国家是没有说服力的。换言之“修昔底德陷阱”（认知误区之一）显然不适用于中国。

同样，中国也没有传教士的传统，中国从来不想改别人家的信仰或者把自己的模式强加于人。如果说今天很多发展中国家把眼光投向中国模式，那很大程度上是他们都尝试了西方模式而失败了，甚至是非常惨痛的失败，所以他们想从中国经验中获得启发，这是发展经验的交流，对于发展中国家，对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对于整个人类社会都是有益的。总之，中国要推销自己的模式的认知（认知误区之二）也是难以成立的。

我还要指出，埃利森教授的16个案例中所有发动战争的国家都是迷信军事征服的国家。这也是中西方政治历史的一个重大差别。

欧洲历史上的帝国基本上都是军事帝国，武力征服他国是他们信仰的一部分。欧洲帝国的崛起一直伴随着殖民战争，只是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后，才痛定思痛，走上了和平整合的道路。

中国没有西方军国主义的传统。郑和十五世纪上半叶下西洋的时候，他主力舰的排水量百倍于80来年后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的“圣玛利亚”号，但中国没有对他国殖民。中国是一个修建长城的民族，长城是防御系统，不是进攻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