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夯实数据基础，为决策提供可信的第一手资料。正如上文所提，造成当前预期混乱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数据的可信度正在下降。对于投资者与企业家而言，不确定性意味着投资决策的迟疑；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扭曲的数据可能会造成方向性的误判。因此，进一步夯实数据基础，对公众质疑比较多的领域进行充分的沟通与引导，加大数据透明度；对相互打架的数据进行深入剖析与释疑，是未来统计部门应该积极努力的方向。同时，鼓励民间研究与数据科技发挥作用，多维度、多视角的阐述中国经济图谱，为全面理解中国经济现状提供依据。

二是加快供给侧改革，稳定政策预期。对于民营经济、房地产政策问题等诸多方面认识模糊，也是预期不稳的重要原因。论坛的普遍共识是，未来应该进一步深化供给侧改革、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各项重要决议，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作用。针对民企担忧自身地位的问题，未来在落实去杠杆、去产能、环保加强与规范社保征收等政策的同时，应更加注重民营企业的合理诉求，加强政策的协调，并切切实实做好过渡性安排，防止“国进民退”成为民营企业家的梦魇。

针对房地产政策，市场也有疑问，在经济下滑之下，房地产是否会面临政策反复，重新成为稳增长的主要动力，进而加剧新一轮房价上涨？之所以有这样的预期，其实不足为奇，在过去几轮稳增长政策中，房地产都是重中之重。但在笔者看来，当前决策层已经深刻注意到中国高房价的各种风险，针对房地产的调控措施没有改变的迹象，目的在于扭转政府为房地产背书的期待，因此，房住不炒的政策前景仍然是清晰的。

三是加大减税，以破局中国经济。根据笔者观察，当前货币政策确实存在着政策效应递减的问题，原因在于：一方面，从资金需求端来说，当前诸多企业债务负担较重，利息成本增加，盈利能力下降，实体经济贷款需求疲软；另一方面，从资金供给端来说，银行以往更加青睐于将信贷资源配置在房地产与融资平台，而当前房地产项目信贷受限，基建投资虽然资金需求旺盛，但地方债务负担加重，且项目投资回报周期长，当前银行风险偏好仍然较低。

从这个角度来说，未来宽松货币政策的效果可能有限，财政政策是重点发力方向。而在具体政策工具选择方面，正如笔者在FT专栏文章《中国经济解困之道—减税优于基建》中提到的，虽然结束基建负增长的局面对于稳定投资有所帮助，但倘若再度掀起一轮基建潮，也并非良方，不仅可能进一步增加政府债务负担，让前期去杠杆以及加强财政约束的努力遭遇挫折，也可能会因为基建投资对促进经济增长的边际效益越来越小，从而难以取得预期效果。

解困中国经济，加大基建不如切实减税，还富于民。

四是对贸易战升级做好政策储备。最近中美在南海的冲突加剧，美国副总统彭斯最新演讲直接对中国的贸易问题、南海问题、台湾问题大加指责，并称中国干预美国国内政策和政治，中美博弈已超出贸易本身，甚至出现冷战担忧。对待贸易战，一方面要意识到，贸易战影响不容小视，一旦2000亿商品关税从10%升到25%，其对投资前景、企业家信心，产业链以及上下游行业的影响将十分深远。正如易纲行长近日提到的，对问题的深刻认知有助于我们做“最坏的准备”。

另一方面，对待贸易战也无需谈虎色变，可以充分讨论，广泛决策。正如论坛中大多数专家谈到的，更加开放的中国市场对于海外投资者仍然具有巨大的新引力，中国具备整体成本低廉、完整的产业链、以及巨大的消费潜力等比较优势仍然是抵抗贸易战的重要砝码。做好自己的事情，在加大进口、降低关税、市场准入与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做出改变，即是外部诉求，更是中国把握“二次入世”、把外部压力转发为发展动力的题中应有之义。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本文编辑徐瑾[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