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达曼：一个开放、竞争、协调良好的国际秩序将改善所有国家的前景，反之将不可避免地损害所有国家。

让-克劳德•特里谢(Jean-Claude Trichet)、约翰•B•泰勒(John B Taylor)、朱民、恩戈齐•奥肯杰-伊威拉(Ngozi Okonjo-Iweala)和伊藤隆敏(Takatoshi Ito)也对此文有所贡献。此文是代表20国集团(G20)全球金融治理专家团(Eminent Persons Group on Global Financial Governance)撰写。

我们正处在一个关键时刻。中心挑战是为这个已发生不可逆转变化的世界创建一个新的合作型国际秩序：这个世界已变得更多极化、在决策上更为分散、而相互联系却更为密切。若无法创建这样的新秩序，我们可能会面临分裂，同时，我们应对未来国内和集体挑战的能力也可能会逐步削弱。

我们无法回到旧的多边主义。我们没有一个单独的指挥。现在正在演奏的乐队变多了。我们需要新的协调。一个新的合作型秩序对于实现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的最根本目标至关重要：让各国得以实现更强劲、更具包容性和更可持续的增长，避免金融危机，解决影响我们所有人的不容忽视的全球挑战。

实施正确的国内政策是构筑共同繁荣的核心。在技术进步和贸易中总是会出现赢家和输家。但太长时间以来，太多国家的国内政策一直未能消除这些隔阂。它们现在可能会破坏对开放的全球秩序的支持。最根本的是，随着数字经济和机器学习加速，我们需要改革教育并投资于终身学习以确保就业充足、而不是失业的未来。

然而，国际倡议能够也必须支持国内举措，为全人类创造更强大的未来。首先，我们必须推动国家之间互相促进的政策。支持创新、投资和金融稳定的国内政策在国际范围内普遍施行时最为有效。同样，要避免对一国有利、损害他国利益的“以邻为壑”政策，国际承诺仍然必要。但在当今相互联系极其密切的金融市场，即便是旨在实现国内目标的政策也可能会产生巨大的国际溢出效应，这将限制其他国家的政策选择。要减少这种溢出效应及其影响，需要建立一个框架。

其次，我们必须利用国际金融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orld Bank)和其他多边开发银行）的独特能力来促进发展。目前这些促进作用还留有很大空间，特别是支持各国努力加强治理能力，以及开发人力资本（无论性别、民族和社会地位）的全部潜力。

第三，要避免大规模金融危机，发展合作能力，以遏制日益加剧的环境脆弱性以及传染性疾病威胁（如果不解决，将使大量人口陷入贫困和被迫移民），国际协调必不可少。

国际合作与保持增长和稳定的国内战略之间不是二选一的问题。一个开放、竞争、协调良好的国际秩序将改善所有国家的前景。它的削弱将不可避免地损害所有国家，因为假以时日，增长以及新就业机会将受到侵蚀，金融危机将再次发生，全球共同利益将变得更为脆弱。

我们与G20全球金融治理专家团的同僚提出了具体的建议，以帮助国际社会应对新时代的挑战，并完成向新的合作型国际秩序的重要过渡。我们不需要新的超国家组织。新的多边主义要求我们采取大胆且明确的措施，确保现有组织（国际金融机构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包括越来越重要的区域和双边参与者）作为一个体系共同合作，实现对发展的更有力且更持久的影响。我们必须避免未来出现“巴尔干式”的金融。

在采取联合行动缓解国内风险、在整个系统中分散风险方面，尚有巨大的未开发潜力。这种联合行动的方式能够释放未来需要的更大规模的私人投资，包括将吸引机构投资者的新的为基础设施融资的方法。

我们面临的最大风险是对未来10年的空前挑战毫无危机意识。在发展中世界，与过去任何一个10年相比，未来10年将有更多的人达到工作年龄。全球所有地区都需要旨在加强治理、最大化实现技术和市场的潜力以及创造就业的改革。但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在非洲获胜，在那里，贫困、人口统计状况和环境挑战最为严重——贡献力量、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机会也最大。失败的后果不会只是在经济方面。

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改革，以避免另一场大规模金融危机，并帮助各国消除当今银行业体系反复出现的不稳定、实现增长。我们需要更为强大的国内金融市场。但我们还必须让发展中国家有能力在亟需的时候为可持续的经常账户赤字融资，同时避免使增长受挫的阵阵波动。同样，我们需要一个强大且可靠的全球金融安全网络以保证市场开放。过去10年，多层次的全球、区域和双边金融安排一直在发展。但各个地区的发展极不均衡，其有些主要组成部分尚未在危机中得到测试，而且缺乏协调。

其中很多改革的政策思考通常由所在位置决定。我们需要一个新的集体决议，由所有国家都有既得利益的更广大目标决定：为这个与70年前设立布雷顿森林(Bretton Woods)体系机构时已大有不同的时代，创建一个合作型国际秩序，这样我们就能让世界为增长保持开放。

本文作者是G20全球金融治理专家团主席，现任新加坡副总理

译者/梁艳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