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威信和地位。当时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并积极为受灾国家提供优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表现出的是一个负责任、可信赖、有亲和力和领导力的大国。

这次的危机是冲着中国来的，对中国是考验，也是提升的机会。中国在应对中要克服机会主义的冲动，坚持原则，讲究信用，维护公理道德，公平公开，少打小算盘，多打大算盘，理性和公平地维护自己利益。

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的应对恰当而适度，对特朗普的漫天要价不怒也不让步，对谈判持积极态度，而且表态不拿人民币值做文章，也不拿美国在华企业报复。

尽管美国不乏想把中美关系推向冷战的政客，但特朗普主要还是用商人的眼光来衡量贸易关系，这就是他四面出击，将中国和美国的传统盟友同等对待的原因。尽管他也想把在华外企逼回美国或迁往他国，以抑制中国发展的势头，但不像背后的许多政客和谋士，他主要不是从政治和意识形态出发来打贸易战。

中国应该采取在商言商的策略，尽量避免搅入政治因素，更不要陷入意识形态的争斗。特朗普更懂得斤斤计较的商业语言；和他谈生意经，反而能赢得他的尊重。

但中国也必须看到美国制度的优势：它不是某个总统可以毁掉的。美国政府的其他两个分支，尤其是美国社会里，蕴藏着巨大的能量。中国的力量几乎都集中在政府和执政党里，一旦政府垮了，社会就会沦为一盘散沙。美国不一样，它最深厚的力量在民间，即使政府烂掉，国家也不会垮掉，反而能再生，变得更强大。在对比中美力量时，忘记这一点就会犯大错误。

可以预见，特朗普的政策迟早会遇到反弹；他的许多政策和做法都会被推翻，就像他全面推翻前总统奥巴马的政策一样。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威望也是可以恢复的，特朗普给中国的时间和空间都有限。

中国自我提升的瓶颈是政治上缺乏创新。它还拿不出像样的东西来同自由资本主义和民主争锋。虽然西方自由主义在操作和制度层面上遇到很多困难，但价值观（所谓普世价值）仍然广泛流传，是世界的主流价值观，公开与之作对就会陷自己于孤立。

相反，中国应该吸取其合理内核。其实，中国在自由主义的自由、人权、法治、民主、宽容等主要价值上，都取得了长足进步，中国的经济起飞都和这些分不开。

不过，中国明目张胆地攻击普世价值，使得自己轻易背上“独裁”“暴政”“欺诈”等骂名，给敌对势力以联合起来的理由，使冷战死灰复燃。这才是冤大头。

尽管西方模式已经千疮百孔，但中国的政治制度在世界上仍普遍缺乏吸引力。中国近些年来在意识形态上的回归，反映的是理论和精神上的贫困，是产生不了软实力的。在当代扮演大国角色，和历史上依仗金戈铁马、坚船利炮的帝国不同，必须多行王道，少行霸道。所谓王道，除了谋求共同利益外，就是要顺应，至少不要违背主流的价值观和道德观，要占据道义的制高点。这才是对中国的真正考验。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