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成都某职业技术学院学生会的微信群聊截图,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一名学生@学生会主席,随即遭到群管理袁某的粗暴怒斥,另一位群管理员刘某更要求全体成员“注意自己的身份和说话方式”。网友纷纷表示学生会干部官气太重、官威十足。10月2日,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发布声明回应此事,该声明中称,经核实,截图所反映情况属实,学校立即对当事人进行了思想教育和心理疏导,当事人也深刻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并积极改正。当事人袁某也用一篇网上搜到的道歉信模板公开表示了歉意。
目前,大部分相关评论的矛头都指向了从社会蔓延向学生会的官僚气息以及当事人的道德品质,相应地,包括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在内的多所高校还发起了《学生会、研究生会干部自律公约》。还有一些人在分析此事时提到了学生干部往往是老师眼前的红人,所以学生干部可能仗势欺人等问题。
应当说,这些因素都很重要,确实对于高校学生组织官僚化这一现象的产生和加剧有一定的作用。但是,这些因素都没有触及核心矛盾,所以仅仅针对这些表层因素,一味强调学生干部要自律、学生不要畏惧和迷信学生组织或者主管老师注意和学生干部保持距离,都不可能真正解决问题。
马克思教导我们,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当一个群体或一个社会的风气出现了问题的时候,往往是资源分配和权力结构出了问题,而不应归咎于所谓“道德堕落”。
就学生组织的官僚化而言,尤其是发展到成都某职业技术学院这种较为严重的程度的时候,其根源往往在于学生会获得了本不应由其掌握的资源分配权力,甚至垄断了一般学生所能获得的所有非学术资源的获取渠道。
首先是资源分配的问题。类似于成都某职业技术学院这样的实力比较差的高校(经笔者确认,该校提供专科生和本科生教育),普遍存在的问题就是非学术资源过度集中在学生会和社团联合会上。
这里的非学术资源包括但不限于非成绩性奖学金(比如社工奖学金)的评定、获取组织大型活动的经历以及与校外资源的联络对接机会等等。尤其是在一些高校,社团联合会要么是学生会的下属组织,要么和学生会“一套班子两个招牌”,更进一步导致学生会的“集权化”。
从成都涉事高校的声明来看,该校可能就存在这样的问题。当非学术资源全部集中在一个组织内时,普通学生反抗、约束学生干部官僚主义行为的能力便被严重削弱了,因为任何反抗甚至远离组织的行为都意味着在非学术资源分配上的边缘化。
反观资源分配格局相对合理的高校,一般来说,学生会和社团是两条相对独立的系统,学生干部在产生官僚主义的念头之前都要想一想,自己的所作所为会不会导致普通干事“用脚投票”。为了避免成为光杆司令,学生干部的言行自然不会过于放纵。
此外,一些排名较高、实力较强的高校,还会向学生开放团委甚至党委系统的一些工作,比如清华大学,多年来一直由在读本科生担任院系团委副书记,由在读博士生担任校团委副书记,党委宣传部、学生部也常有学生服务。多元化的学生组织带来的是多元化的资源分配体系,可以说为遏制学生干部的官僚主义化提供了物质保障。
当然,不同学校的客观软硬件条件不同,资源过度集中于学生会的现象要改变也并非一日之功。对于涉事的成都某职业技术学院,借用一名网友的分析,“学生会可能是该校学生仅有的能够改善自己履历的机会了,所以学生干部才会如此官威十足”,自然也不能强求所有学校都有合理的资源分配体系。
由此,也就引出了第二个问题,在资源分配格局一时无法改善的前提下,学生会的权力结构是否合理?
既然资源已经高度集中于学生会,那么学生干部的职权理应受到严格约束,尤其应该避免学生干部对资源分配有过多影响力。
然而正如之前提到的,在高校学生会里,学生干部往往是主管老师眼前的红人,或者说,只有老师眼前的红人才能成为学生干部,而成为学生干部又会进一步巩固其红人地位。
老师与学生干部过从甚密,资源分配的决定权难免有一部分下放到学生干部身上。学生会又不会常设监察委,小小学生干部却掌握着对于普通学生来说近乎“决定命运”的权力,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等问题发作就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了,这不以学生干部个人的道德品质和意愿期望而转移。
事实上,资源分配和权力结构导致的异化不仅发生在内地的职业技术学院,在高大上的美国大学中的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CSSA)也难以幸免。而且理由更让人啼笑皆非——一切源于“给新学妹接机的机会”。
近年来,中国赴美留学的人数日益增多,然而留学生尤其是理工类研究生中的男女比例一直不太和谐,男远多于女,以至于“北美单身猥琐男”成了流行的对留美单身男研究生的戏谑之词。在这种情况下,男留学生们自然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接触华裔异性的机会,而给新到美国的中国学妹接机自然就是其中之一。
由于国内前往美国留学的学生往往提前向所在大学的CSSA报备,以获取CSSA的接机等一系列传帮带服务,所以CSSA就产生了一项隐性权力——决定谁去给新来的学妹接机。笔者本科时就早有耳闻“北美单身猥琐男”如何百般讨好当地CSSA学生干部以借机泡妹的故事,个别大学的CSSA还因此产生严重内斗(当然也涉及资金不透明等问题)。
读到这,读者们应该可以理解为什么笔者认为学生会的官僚主义问题很难单靠学生干部自律来解决了。资源分配和权力结构的深层问题如果不解决,自律的学生干部也迟早被腐化为不自律的学生干部,甚至可能发生所谓“逆淘汰”。
对此,笔者倒是更期待共青团中央办公厅和全国学联主导的高校学生会组织改革能够落到实处,如团中央学校部副部长李骥所表示的那样,要在学生会组织的职责定位和学生干部遴选程序等方面,做出具体规定。